□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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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辨伪，一种是针对载体的真伪（最典型的是书画鉴定），一种是针对内容的真伪（最著名的应数《古史辨》）。比如，一本书本身（作者及写作年代）的真伪，就属于载体的真伪，一本书所述事实的真伪，就属于内容的真伪。

从商业立场，载体辨伪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载体作为文化产品的独一性或稀有性；但从学术立场，则内容辨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可靠性。简单说，载体的真实与否，其意义更在于文物性，而内容的真实与否，其意义更在于历史性。

相对来说，载体辨伪的难度更大，更不易产生定论，但其学术意义却是有限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形：载体虽伪而内容不伪（比如书画的摹品或赝品），作为史料，其传达的历史信息未必减少，或者载体虽伪而内容精彩，作为艺术，其审美价值未必降低。这样的话，真迹与否，果真有那么大的意义吗？

我不是要否定真迹的价值，我只想强调，不必过于迷信真迹的价值，不必陷于绝对的真迹崇拜。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只有一件真品，而且似已不存于世了，可如今那么多的《清明上河图》，不也是无价之宝吗？王羲之《兰亭序》，根本早就不存在真迹了，但即便是“下真迹一等”的摹本、摹本的摹本，甚至摹本的拓本、拓本的翻拓本，也是价值连城的呢——作为前机械复制时代的复制技术，作为“中国特色”的艺术品，拓本最有力地破除了真迹价值的绝对性。（拓本异于近代复制技术之处，要点不在于手工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有限复制，而非机械式的无限复制。拓本虽只是对石刻的复制——石刻已非真迹，也只是对真迹的复制，而拓本实际上是对真迹的复制之再复制，但它亦有类似于艺术品的稀缺性，尤其当石刻原迹不复存在的情形下，其文化价值更是与原迹无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