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敏

第一次去上海，10岁左右，算起来快半个世纪。

那时，城乡二元明显，苏北乡下与远东第一大都市，差别形同天壤。

所以，去上海，很隆重。

可以说，准备工作提前不只一天两天。剥花生、机大米。但螃蟹必须出发前一天晚上一到手，迅速被五花大绑，装进蒲包扎牢。

当然，出客的衣着也必须有别于平常，目标是别让人一眼看出是乡下人。

天不亮就从乡下出发，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驮着花生、大米和螃蟹。当然，还有我。到最近的曲塘汽车站，乘车到南通轮船码头，坐船去上海。父亲的双手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拎满行李。我跟着随波逐流。

一出十六铺，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小孩就被震到了。哇，路上都是电灯。那时，我们乡下才开始用电灯，我家距变压器比较远，线损造成压降严重，电灯也就是不烧煤油的煤油灯，亮度一样昏暗。而上海的电灯光照效果如同白昼，而且呈现的都是高楼大厦，确实给我另一个世界的冲击。

姨妈家住房很小，早上得收起我睡的折叠床才有地方打开折叠桌吃早饭。

吃中饭的时候，姨妈让我拿调羹，我找来了笤帚。一阵莫名之后，笑翻了。我不知道姨妈当时说的“调羹”是不是上海话，反正我听着就接近姜曲海的土话“笤帚”，我哪里知道调羹就是汤勺。此花絮成笑料既久。

第二天，姨妈带我去她单位，好像是走过去的，中途穿过一个植物园，虽说一样不识，植物世界的丰富多彩还是留给我最初的深刻印记。

对了，此行我还品尝了人生的第一根棒冰，汁液浓糯，凉香爽口，此后，好像再未有此感。

回来的轮船上，挤在无法下脚的船底统舱，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到宽松的楼上？父亲说了一个字：贵。父子俩共同吃一份饭，上面有一块大肉，多大，反正至今饮食从未见过，基本覆盖了碗口。父亲精神饱满，带回一辆属于自己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从南通下了船，父亲一人骑着“凤凰”还乡，我则被托付给刚在船上认识的曲塘老乡继续坐车。

父亲回家时，河东玻璃厂的姓单的几位师傅恭候很久。姨父帮忙的计划证中，除了自行车外，还有几条大前门、飞马香烟。这在当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干旅游后，我去上海就频繁多了。

我设计学生上海行程，总含有乘磁悬浮列车、登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什么的，体现的主旨是，上海的高度与速度，有些就是中国甚至世界的高度与速度。

职业原因，说话多了，嗓子生息肉，医生直接让开刀。朋友推荐去上海专科医院，一挂号，到了四百多号，何时轮到？忧心忡忡。谁知，诊治医生几十人，挺快。花了不足千元，未受皮肉之苦，好了。业务和管理能力，令人服气。

帮朋友单位内刊写了篇人物通讯，他们认为不错，便投稿北京带“中国”字样的行业刊物。稿费到了，却没有见着原刊，一直耿耿于怀。某次在上海，又想起此事。突发灵感，何不到上海图书馆看看？倒了两站地铁，在志愿者帮助下，我这个外地人仅凭身份证顺利办成读者证，不花一分钱。这种开放包容出乎意料。主要的是，找到我的文章。里面的复印服务也是方便读者。更周到的方便是中午不休，还有食堂。我走的时候，真的是深情回望，多好呀！

前几年，我们接待上海游客，很多同事心存隐忧，担心上海人难搞。后来大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大多数团队主旋律还是愉快的。当然，地域环境对人行为方式、性格的塑造肯定是有的，不只上海人独有。遇有不开心，也有少数。我还交了好多朋友。

今年春节，父亲与姨父的电话拜年，一个八十多，一个快九十，皆耳背。不靠双方儿女的辅助“翻译”，是不能单独完成的。对岁月的感慨，就是过得老快，变化老大。

我想寄些土产给姨姐的，姨姐坚拒。最近上海疫情，全球关注。我问姨姐情况怎样。姨姐说，还算正常。其实，我们爱莫能助。不过，姨姐的微信里真没有过“负能量”。

我是相信上海的。一直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