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547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我个人喜爱唐代以后的作品。读唐以前的东西，不易“读进去”，不易产生“审美愉悦”，读唐以后的东西就完全不同了。对前者，我更多是当作“文本”来读，而对后者，我可以同时当作“文本”和“文学”来读。

这并非是我对更古老的时代较为生疏的缘故。事实上，在相当长时期里，我阅读和研究的重心是放在上古时代的，但对于《诗经》《离骚》，我也只是将之作为“史料”来研读的。

现在想来，造成我的审美反应差异的，有形式因素（比如我更喜爱近体诗，即格律诗），有词语因素（词汇越是古老，相对越难理解），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文学体系”的变迁。唐诗、宋词，人尽皆知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但不唯如此，我还觉得，相对于此前的文学，唐宋还是一个转折、一个跨越、一个断裂，也就是一个“范式”的转换——后世的中国文学在形态上奠定于此时，我们的审美性格也正生成于这一“文学体系”之中，如此，我们对于唐诗、宋词当然如鱼在水，更容易相悦以解；反之，中古以前的作品已属于另一个“文学体系”，在精神上已隔一层，就像南方人看赵本山、北方人看港产片，终究是不那么容易会心一笑的。

现代史家雷海宗曾提出一个“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论”，认为中国古代史有两个周期，中古以前是第一周期，中古以后是第二周期。这一扼要的历史划分，我以为比任何一种历史分期法都更合理，是符合中国历史大势的。而我对古典诗词的审美感受，恰好就跟这个中国文化的“二周”论相呼应、相契合：我们身处于这个中国文化的第二周期里，当然会对这一周期里的作品更有共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