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550

陈垣有个著名的主张，在史料搜集上要“竭泽而渔”，即穷尽史料，无所不包，滴水不漏。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佳话，不过，也是一个神话。

我觉得，能否做到“竭泽而渔”，不止取决于学者，也取决于论题，不止取决于主观的勤奋程度，也取决于客观的史料范围。假若论题比较集中、涉及史料的范围比较明确（比如中国史的某一朝代，或中国史的某一专题——尤其是中国史某一朝代的某一专题），接近“竭泽而渔”是可能的；反之，假若论题超出了旧学问的取径，无法限定于常规的时空范围，也缺乏现成的文献积累和线索，那么“竭泽而渔”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了。

陈垣固然勤奋，但他所以能大体做到穷尽史料，也是由于他的论题在史料上有较明确的范围。试对比陈寅恪，他也以博学著称，但其论题往往指东打西，并不固定于明确的领域，也就无法做到滴水不漏了；再看钱锺书，他在材料上的积累已无与伦比，但他关注的论题大体限于修辞现象的比较，而同类修辞现象在任何语言中都可能存在，他再渊博，也是没法做到无所不包的。

在池塘乃至湖泊里，是可以“竭泽而渔”的，但在大江大海里，又怎么“竭泽而渔”呢！

或者可以这么说：凡在史料上可以“竭泽而渔”的，往往不是最有难度或最有新意的问题，最有难度、最有新意的问题，其史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守株待兔”，而无法“竭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