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人到暮年，先生身体状况逐年转差，但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不讳言病疾死亡，即使在过年之际。1992年除夕夜，有小友照例打电话到钱府，给钱锺书和杨绛拜早年。他们正说着吉庆话，先生话锋一转，冒出一句：“老啦！要死啦！”小友吓一跳，赶紧拦住说：“新年新世，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这可是您在瞎说！”先生哈哈大笑，不以为意。（钱碧湘《望之如水，近之如春：追忆钱锺书先生》）他曾在给人信中说：“宋诗云：老去增年是减年。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应该吊之。一贺一吊，不是相互抵销了吗？”（1990年11月19日与陈诏函，《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20页）

年无尽了，但花有谢时、人有没日。也是在1997年农历年除夕，那是先生一生过的倒数第二个年。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虚弱异常，已无暇感受年的存在了。此时，社科院的同事来探望他：

“那次卧病的他，还伸出已经无力的手，尽可能地拉住我，用微弱的耳语般的声音，竭力表示见到我的兴奋。想不到匆匆一晤，竟成永诀！”（丁伟志《送默存先生远行》）

他无力的双手，再也拉不回年轮的重生。余生的最后几年，先生皆未离开医院，在三里河过年已成奢望。他活得有些痛。很久以前，他对人说，从长远看，人生是悲剧的，所以眼前要乐观。“别岁依依似别人，脱然临去忽情亲。此时方作千金惜，平日宁知尺璧珍。”（《除夕（1940年）》）切切珍记。

1998年12月19日，离农历腊月还有一个月，钱锺书仙去。“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先生说，她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我们仨》，第165页）

忆及当年夫妻情谊，杨先生同样有诗作念——《忆锺书》：“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为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孤独落寞，一个人打扫现场，剩下的只是“风烛残年”矣。

从此以后，在钱家，“年”只是一个时间的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