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飞翰

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崛起，恐怕是100多年来西方与非西方知识界最关注的问题了。目前最主流的见解似乎是强调制度的作用，民间思想者如是，高端学术界也如是，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这可以称为制度决定论。

这种看法自有其价值，但我以为终嫌片面，仍欠缺历史的大局观。

当全世界已通过商业共享西方科技的时候，我们更加容易忽略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其实，我们只要将技术和制度摆上擂台，二者PK，结果其实就一目了然了。

很显然，技术优先，制度其次。技术是硬件，制度是软件，没有硬件，软件是起不了作用的。

假若没有大体相匹敌的技术基础，那么就根本不需要谈什么制度问题！在装备了热兵器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还处于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一触即溃，哪里需要追究什么制度缺陷呢？只有像19世纪末的中、日之间，都引入了西式海军，硬件接近了，才可以比较中、日间的软件问题，即制度优劣问题。技术和制度哪个更优先、更重要，不是明白得很吗？

西方作为整体的兴起和成功，首先要从技术角度进行解释——比如，近代以来，为什么欧洲成功而中国失败；而西方内部发展的差异，以及非西方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差异，才适宜从制度角度进行解释——比如，为什么英国成功而西班牙失败、为什么美国成功而阿根廷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