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苦盦

1943年4月，“知堂老人”周作人由北平乘火车赴南京，就任伪国府委员职，继有苏州之行。据其自述，“本人此番南来，因欲拜谒章太炎先生之墓，且慕苏地景物幽美，故特由京来苏一游”。4月10日，周作人抵苏州，当地报人郭梦鸥等到站相迎，另有“在沪接到电报，也特地由上海连夜赶来苏州会晤”的陶亢德与柳雨生，“陶柳两公是9日晚抵苏的”。此次相见，于陶亢德而言，别具意义，“周陶的交谊十余年未谋一面，这次有此机会，如何能够不来一叙呢”。

既是初见，故陶亢德十分在乎，甚至有点局促不安，在候车时，“因为南京电报中并未提到周先生是坐那一班车”，陶亢德就接连地说“时间快到了，会不会扑一个空呢？会不会临时有所阻碍而不能来苏呢”，这就让郭梦鸥觉得“盼望越是殷切的人，越会瞎猜一阵”。相见以后，诸人会餐于木渎的石家饭店，“其间以沈启无、陶亢德两位兴致最浓，席终犹不肯放松，却在残羹剩饭中赌酒畅叙”。出饭店后，又行至灵岩寺，“寺前有许多地摊，专门出售木制的小玩具，知堂老人和陶柳二公都蹲在那儿选购”，陶亢德则“假充内行请周先生不用管，他却用苏白和贩者抬杠”（郭梦鸥《知堂老人来苏州记》）。4月11日，“陶柳两公”归沪，“柳君坚邀周氏到上海一行，他无论如何不肯”。

多年以后，陶亢德的回忆却模糊而矛盾了。在新近出版的“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陶庵回想录》之中，一方面，陶亢德说，“我与周作人的关系，直到某年月日，限于通讯而已”，只说某年月日，“非讳言也不点名也”，而是“忘记了只能以某代之”；另一方面，又说，“我得讯已在他到苏州的隔日，与友人柳君匆匆赶夜车赴苏”，则颠前倒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