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凤宝

——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阿古什透露了他与杨绛、钱锺书的关系。也仅此一句而已。

但从杨绛后来跟吴学昭谈话所说“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看，费孝通爱杨绛是事实，但杨绛并不爱费孝通。

《杨绛散文》《钱锺书散文》二书的书名，都是杨绛题写的；《费孝通散文》的书名，如果也由杨绛题签，在费孝通看来，无疑就是确认、留存了相关历史信息，或者就是“证得”了情缘吧。

费孝通的这种心理，杨绛应是看出来了。所以在信里，杨绛说，最明智的做法是你自己题写书名，你要是非用我的题签不可，那也随便你，反正，我也给你写了。

杨绛的心理，也是很有意味的。她显然是不想引起公众误会，不想再给自己增添“困扰”，所以不主张费孝通用她的题签。但杨绛如果态度坚决，完全可以不题书名，可她又毛笔、硬笔都写了，还写了很多遍。“对于你要做的事，我一概没有反对”，这是说，对费孝通做的很多事，自己可能不认可，但也没有反对。是哪些事呢？想来可能是特指与钱、杨有关的谈话或写作，也包括这次题签的要求吧。

费孝通接到杨绛的短信后，第二天对张冠生说：“当年我和杨季康好过，后来她不跟我好，我并不介意，也没有对钱先生不好。我对她一直很好，推荐她搞‘毛选’的英文翻译就是一个例子。这可以说明我对人宽宏大量。杨先生在这个事上超脱不出来，还纠缠在里边。这对她的心情和健康不利。但我们也不能勉强。女人有女人的想法。我们是男人，让一让，听她们的就是了。”（见《书生去》138页）

对此，费孝通不无怅然甚至委屈，但还是尊重杨绛意见，自己题写书名，没有使用杨绛的题签。杨绛已经很难了，不给杨绛再添困扰，费孝通此举值得所有读者敬重。我们也是从这个谈话知道，钱锺书进入英译“毛选”班子的原委。

但费孝通不知道的是，在自己亡故之后近10年的2014年，在《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里，杨绛于“1932年”条下，写道：“2月28日晚抵北京，有我们旧时东吴学友转学燕京的费君来车站，接我们一行五人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饭馆吃完饭，然后踏冰走过未名湖，分别住进男女生宿舍。”

这里的“费君”，就是费孝通。在“大事记”里，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留了下来，那该是杨绛对青少年时期同学情意的极大尊重和珍重，费孝通九泉之下有知，或可释然。

附带还可一提的是，若杨绛在世，张冠生在书里录用杨绛致费孝通此信，想是得不到许可的。1990年代，“钱”学研究者范旭仑、李洪岩等，编辑纪念、评论钱锺书的文集，被杨绛投诉，结果是赔款若干，并公开道歉。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本书，未经钱、杨二人同意，使用了钱、杨书信。

钱、杨二人对来往书信中的隐私内容，极为看重。2013年“钱锺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以及杨绛生前销毁很多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均可视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从这个角度说，张冠生在《书生去》中使用杨绛未公开发表的致费孝通信，是一种冒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