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苦盦

1943年4月10日，陶亢德与“神交”多年的周作人在苏州站相见。据其《陶庵回想录》忆述，“我得讯已在他到苏州的隔日，与友人柳君（即柳雨生）匆匆赶夜车赴苏，到时已午夜”，次日赴苏州站，得见周作人下车来。既然得讯已落人后，何以到站反在人前？“隔日”或为记误，但此中的曲折亦非始料所及。

4月8日，陶亢德接周作人函，谈及不日南来，相约“至宁一谈”，故陶亢德“打听从上海到南京的行旅究竟劳民伤财到什么地步”，知往返票价才“四百余”“乃决定10日搭夜车赴宁”。4月9日，“下午7点余钟”，柳雨生告诉陶亢德，纪果庵自南京来电报说“知翁9日赴苏”，于是两人“急匆匆赶往车站而去”，到苏州后“城门是关了”，所幸致电“又道知堂并没有到”，始知为纪果庵所误。原来这位“纪大胖子”，因寒病与痔疾并作，“在床上草一电稿发出，改约海上诸友请往苏一会，忆其日期似云知翁10日抵苏，不知何以弄成9字，遂害得陶柳两兄，在苏州城外大受洋罪”。当时“夜深天寒”，挨到凌晨三点左右，“陶柳两兄”才在旅馆得一空房借宿，“不免骂胖子错打电报”。

4月10日，赴站接车，午后“车子进站了，到底雨生眼快，已瞧到了苦雨斋与闲步庵（即沈启无），奔上前去”，并由柳雨生作介绍，“在人声嘈杂的车站上”，陶亢德听周作人说“嗄嗄，亢德亢德”（陶亢德《知堂小记》）。而沈启无则对陶亢德说“胖子肥臀生疮，在床上喊痛”。后来，纪果庵有诗咏其事，“万人翘首望知堂，消息传来各渡江；胖子缘何行不得，支离病后起臀疮”，又说，“早知如此不如不发前电，使两公稍劳其民，微伤其财，竟到南京一行，无论如何，胖子可见”（纪果庵《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