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斋
清末上海四马路上也有一家开明书店。除从事印刷发行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代理销售各类新书。1902年,书店经营者之一夏清贻赴南京“赶考售书”,自称“播文明之种子”,随后以“公奴”之名出版《金陵卖书记》。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输入文明者校准其方针,下卷则以示社会之现状焉”。
清末的新政给图书市场带来巨大商机,可据夏清贻的观察,重开的科考仍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也”。在他看来,购书的多少关系到“文明之运命”和“文化之将开”。“盖销书之数,即输入文明之数”。由此可见,相对于经济效益,该贩书者更重视文化传播,或者说,更关注“启蒙的生意”。
1903年,开明书店另一名经营者王维泰也乘开封科考之际前去售书。他挂起“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招牌,并仿效夏清贻撰写《汴梁卖书记》。原书分“记卖书”“记游历”“记交际”三卷。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里收录这两部卖书记,但以与书业无关为由,删掉了《汴梁卖书记》中“记游历”的后半部分和“记交际”的全部。今人王之江新编《金陵卖书记及其他》,又将两书全文收录。对照阅读可知,《汴梁卖书记》不仅文笔不如《金陵卖书记》,书籍文化史或曰书籍社会史之价值更是远不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