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

辞旧迎新的互致贺词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剑同学来，他发我的最后一则微信便是2023年元旦的“新年好”，并附一幅呆萌的大白兔像。谁知2023年1月3日中午，我便接到启荣兄的电话，告知顾剑刚驾鹤西去，震惊之余不禁扼腕叹息：他以羸弱之躯挺过了新年，可是仍被来势汹汹的疫情一掌击倒，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

初识顾剑还是在1980年共读于南通工人业余大学中文班。作为“文革”后恢复办学的首批学生，大多来自基层企事业单位，顾剑则是唐闸一家生产自行车链罩的社办厂工人，时年18岁，是班上最年轻的学子，与最年长的同学相差20岁，整整一代人呐。

某日在文化宫电影院二楼上写作课，我恰好与他同座。课间，他将一篇作文示予我，写啥记不得了，只记得文中出现的一句话让我哑然失笑：“我将汽车挡位加了又加，一加再加。”我问他：“你知道汽车有几挡？”他腼腆一笑：“不知道。”见他直爽，我便告诉他汽车挡位分布位置及加挡时机。听我介绍后，他佩服地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当知悉我是具有5年驾龄的老司机后，他自责地嘟哝：“班门弄斧，班门弄斧。”赶紧将这外行话当着我的面删改了。

称顾剑为“顾郎”，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小而生怜爱之情，而是逝者为大，写作此文时才采用的尊称。知根知底的同学都知道我等平日称他为“顾狼”，亲切之中透着恐惧，盖因他打牌“稳、准、狠”而著称。那年头，我们时常聚在一起切磋牌艺，先是技术含量低的“跑得快”，后是变幻莫测的“斗地主”。某年炎夏，顾剑约至灰堆坝一座无人居住的二层楼工房里打牌，那儿既不隔热又无风扇，我们汗流浃背，索性脱去衣服，只穿一条裤衩博弈。顾剑年纪轻、脑瓜灵，善于察言观色，总揽全局，往往“赢多输少”。冬和兄终于自认患上了“恐顾症”，发出毒誓：不到万不得已，不再与“顾狼”揪。我也有同感，逐渐减少了与他的交往。前年夏天某日，沈刚兄自郑州返乡，相约至宣武兄设在新区的文化咨询公司，那是我们几个学友与他的最后一次打牌。那天，顾剑情绪很好，晚餐时还点了一盆牛蛙，没吃多少他打包带走了。这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聚，此后，顾剑则奔波于京沪求医，直至不治。

1993年，顾剑约我商谈工作调动一事，即从郊区政府广播站调至南通日报社搞经营。他问我为何离开报社记者岗位去海关，报社咋样？我讲报社锻炼人，海关待遇好，各有千秋，况且我俩没有可比性。郊区广播站平台太小，报社要你去，是看上了你的企业人脉和经营才能，机关越大越好，没啥好犹豫的。结果，他到报社后创收搞得风生水起，后期从事发行亦可圈可点，荣获“全国报业先进个人”和“杰出经营者”称号。后来，他告诉我将参与报社新大楼的筹建，我不懂基建，但懂得廉政，好多项目大楼建起来，人却倒下去了。我告诫他千万千万要把握好权钱关系，不可一失足成千古恨。大楼奠基后，他就离开了基建办，我也就更放心了。

此后，顾剑援疆至伊犁日报社，负责报业经营业务，成绩斐然。我亦常居苏州，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仅在各自假期重合时吃过几次饭、打过几次牌，况且我“恐顾症”未愈，都是他做东约请，其间，我还婉拒了几回。前年夏天，冬和兄、启荣兄与我在段家坝小聚，聊起拟在2024年出一本中文班同学毕业40周年散文集，还曾打电话约顾剑前来共商此事，但他因故未能前来。其实，他此时已离职回通，着手治疗黑色素瘤的术后转移。启荣兄闻讯后，立即联系我们提前编辑出书，并将顾剑文章置于首位，争取让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文集出版。

治疗期间，顾剑得空先后写作了十余篇回忆至爱亲朋的叙事抒情散文，并从微信中发我征求修改意见。尽管他难得捉笔作文，可功底还在，除少数错别字以外不必“动手术”，最后一篇是《求医难》，原题是《酸甜苦辣求医记》，我认为求医苦，哪来甜？遂建议改为现题。这最后一篇文章未能收入班级《一路同行》的文集，因那时书已付梓，成为遗憾，但他所有的散文均及时被《江海晚报》副刊在显著位置采用，顾剑很是欣慰，夸奖编辑“给力的”。《一路同行》成书后，终于在他逝世前20天送到病床前。我想，他还没读完就走了，于是给料理丧事的陆军打去电话，嘱其在顾剑手边置上一本，好让他到天国继续捧读。

2023年1月3日，顾郎的人生止于这一天，终年六十有一，天妒英才，令人心痛不已。想想与顾郎相处的点点滴滴，觉得应该为他写几句念想的话，以速写的手法，讲述与故人的一段历史，寄深情以低唱，写复杂于浅薄。

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亲疏各异，相濡以沫或擦肩而过，这都是缘分。有缘而发，于是，我在顾郎周年之际，写下这篇祭文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