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钧

整理四月泛黄的旧箱箧时，一叠用红绸系着的证件突然滑落。拂去尘埃，祖父跨越三个时代的人生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这位生于光绪十二年的读书人，竟将半部中国近代史都藏进了他斑驳的履历里。

1886年寒冬，我祖父戴辅成（1886—1985）降生于通州。七岁执笔描红，十六岁考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堂，少年锐气如新磨砚台般亮。当辛亥革命的炮声震碎千年帝制时，他正在南京江南高等学校苦读，眼见青天白日旗替代了黄龙旗。民国肇始，他转入法政大学经济系，却未料袁世凯的独裁阴影让知识青年再度流离——1913年的那个梅雨季节，他抱着被查封的课本回到故乡，一场大病将革命理想与青春热血都熬成了药炉里翻滚的行苦汁。

1915年重执教鞭那日，祖父在日记里写道：“教育亦是革命。”这一教便是四十五载春秋，粉笔灰染白了他的鬓角，却让数百名农家子弟眼中有了光亮。直到1940年新四军东进的号角响彻苏北，这位56岁的教书先生突然摘下儒巾，在邱陞中学的干部培训班里，与20岁的青年们同坐一条板凳。王野翔同志讲授《论持久战》时，他记笔记的手激动得发抖，仿佛回到了南京求学时的热血年华。

1941年，如皋县人民政府的油灯下，担任财经科员的祖父发明了“移动金库”——把账本缝进打着补丁的棉袄夹层，下颌蓄起三寸长须。日伪军扫荡时，他拄着竹杖蹒跚而行，鬼子怎会想到，这个“老朽”的山羊胡里，藏着维系根据地命脉的财政机密？有次遇袭，他抱着账本躲进芦苇荡，芦叶划破脸颊却笑着说：“胡须在，像《三国》里的美髯公就好。”

1943年重返讲台时，他的教案里多了《边区票证鉴别》《战时经济核算》这些鲜活教材。学生们后来才知，那位总爱捻须微笑的先生，每月都在暗中为抗日政府转运经费。他毕生以“桃李满天下”自矜，却将这段经历锁进沉默，直到近百岁临终之际，颤抖的手指轻捻银须喃喃道：“那些旧账册如今化作凯歌的算盘……”

在我打开祖父的老干部离休证，擦拭他的遗像时，阳光突然照亮在老人家的长须上，让我分享他那光辉的岁月，宛如激昂的赞歌，激励我向梦想的彼岸奋进。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春风里，我终于懂得：有些革命不需要呐喊，它藏在泛黄的账页间，长在无声的胡须里，更活在每一颗被真理点燃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