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沃若

艾俊川《E考据故事集》里有一篇《是谁介绍钱锺书与卢弼相识？》，谈到钱锺书一九五五年与卢弼通信时附抄的诗稿。第一封信后的“近作一律”，《槐聚诗存》中系于一九六六年；另一封信后的“近作一律”则系于一九四九年。两首“近作”的系年，一推后，一提前。艾俊川由此认为，“《槐聚诗存》的编年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实，《槐聚诗存》出版之初，范旭仑、刘衍文等人都注意到这一现象。《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中也提及上述两首七律。范旭仑认为，系年推后的一首经过修改，“当是故意”；另一首则是“恶作剧般地将写作时间提前”。

近日翻阅《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见黄伟经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写道：“钱老大病前曾先后用毛笔赐过我三个条幅，都是他的诗：《阅世》（一九八七年七月写来，还有两份呢——一份是他最初写出的，另一份是他改定的），《新岁见萤火》（也是一九八七年七月我恳求他书赠）和《重九日雨》。”获赠时间重复两次，大概不会有错。但那首《阅世》收入《槐聚诗存》时，系年推后了两年。

《槐聚诗存》是钱锺书晚年“自定诗集”，经过“选定推敲”。系年与最初抄示或刊布时间不一致，原因较为复杂。从编定者的角度看，关注点应该在编年的经历和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