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

恕我寡闻，直到数年前读《王个簃随想录》时才“碰到”赵菊泉这个名字。个簃先生在回忆小时候家里的文化艺术氛围时写道：“记得家里曾挂有不少乡中名人雅士书画……两侧还有一副对联，为我乡赵菊泉老先生手笔，是他写给我的祖父的。……联语是：同天地和是为化宇，得山水乐可以长年。”

近读《啬翁自订年谱》，知赵菊泉是清代道光己酉举人，无锡人。在无锡时，门下学生甚多，有不少知名人士也向他问业，后来到海门任训导之职［同治七年（1868）—光绪三年（1877）］，海门及周边许多读书人纷纷投其门下，19岁的张謇也是其中一个。先是张父请人向赵菊泉表达了拜师的愿望，赵菊泉看了张謇的文章后才表示愿意接纳。入门之后，赵菊泉要求张謇尽弃以前所读之书，以桐城方苞编选的《钦定四书文》及选定的明代正统、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文章授读。开始的时候，赵菊泉对张謇的文章涂抹批改颇多，有时干脆要求重作，半年后修改处渐少，于是令张謇读朱子的《四书大全》及宋儒文章。岁末年关，张父准备了学膳费送给菊泉先生，先生体恤张家贫困，坚决不受。接下来的两年，张謇仍从学于菊泉先生的海门训导署，几次科试，张謇的成绩都被列入一等。也正是那个时候，在几位正直、热心、善良的官员的帮助下，经历了千难万难，张謇终于以如皋生员归通州原籍，一场备受屈辱、长达三年的人生噩梦终于结束。

企望通过科举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直到清末仍是许多读书人的首选，但无疑不是唯一的选择。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范进中举”式的笑话都有发生，但这样的笑话一般也只会发生在迂腐无能者身上，完全归咎于社会政治制度是不合于事实的，因为只有个体的迂腐和无能才是这类笑话发生的最佳土壤。张謇高中状元之后，在一个个显赫的职位向他伸来热情之手的时候，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怀揣兴办教育、实业救国的理想不变，这是有着深刻复杂的个人原因的。在充斥着无奈的世间，张謇经受住了阴谋、无耻、贪婪、冷血的煎熬，也收获了亲情、关爱、正直、无私、善良所带给他的温暖和力量。悲悯、坚韧、正大的人格种子也因此悄悄埋下。在善与恶的交互纠缠中，在正与邪的几番冲突间，一股浩然正气积健而生，他明白了什么是君子之道，从他把带有屈辱的“育才”改名为“謇”的那一刻起，他人格的基调已定。

“冒籍”事件结束，张謇家由“里人因目为富”变成“所负千金之债……计尽卖产抵负，犹不足”的贫困户。爱才的提调知州桐城孙云锦先生知謇家贫，遂约其明年赴江宁为书记，宣城屠晋卿太守总办大河口厘局，亦欲招其为书记。张謇因孙约在前且旅省便应各书院试而选择去江宁。

人的一生，若一味刚直而无柔性支撑则必不能长久，且会失之于易折或粗砺。赵菊泉没有孙、屠这样的能量，他给予张謇的，除科举制艺之外，还有像细雨一样润物无声的善与爱，这一点在当时没有一位师长可以与之相比。《张謇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同治十三年（1874）仲春月一日，张謇整理行箧、书帙、衣服，菊泉先生由下沙来问行期，情甚殷殷。张父欲留其饭且饭菜已具，赵再三辞，仅啜茗数盏而去。

初六日，是夕雨，菊泉先生与张謇谈，言：前程遥遥，须力行不倦以求出头之日，方可救汝之贫，如只学得做几句散体诗，说几句应酬话，会令亲人、师友失望。

初八日，张謇向师辞行，已走出了数十步，又被师唤回，赐茶食两包，并殷殷嘱曰：“孙观察爱才者，至彼无懈功而习世故。予年老，有厚望于子，忽忘斯言。”

赵师所嘱所望者，均是君子之行、正大之道，人间烟火、真实不虚。这样朴素的深情寄望，发生在青年张謇人生的“至暗时刻”，想必对他内心的触动是巨大的。

对于菊师的恩情，张謇回报以一辈子的尊敬与深情。每返海，必见师。光绪元年（1875）九月，赵菊泉病，张謇闻师病中事襟袖浪浪。张謇在光绪元年孟冬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菊师训示，谆谆以韬晦浑厚为勖，且戒勿蹈名士习气。谈次辄泪下，心颇不安。以既壮之年，不能厉学问，博科名，贻吾师之忧，虽木石心肠，能勿动哉？”在十六日的日记中又写道：“至菊师处复谭种种，如家人父子之亲切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张謇为前海门训导赵菊泉先生就学署建赵亭。民国十年（1921）正月十日，69岁的张謇至无锡谒赵先生墓于惠山麓严家堋……

附记：本文开头提到的赵菊泉所书对联，是赵写给个簃先生的祖父王月阶的。王月阶是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赵菊泉当时在海门所任的训导之职，属基层教育官员，主要负责辅助教谕管理县学的教务、科举事务及生员督导，赵菊泉与王月阶在“工作”上应该多有接触。赵是无锡人，光绪四年（1878）二月即乞休归无锡。因此，个簃先生在书中称呼赵先生时用“我乡”二字或许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