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江口述 陆志方整理

（3月20日，92岁高龄的解放战争老兵陆海江以口述的方式，给家庭成员写了一封信。老人回忆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参加过的主要战斗，并结合当前抗击疫情的形势，教育和勉励晚辈不忘初心，永远要听党话，跟党走。）

我于1929年农历八月初七出生在海门县树勋乡旭宏村，上面有一个哥哥叫陆长元，比我大三岁。母亲生我以后，患上瘫痪病，不能正常走路。父亲在上海靠拉黄包车维持生计，积蓄很少。我不满周岁，母亲把我寄放到在树勋富安镇东市梢的外公外婆家。在富安镇的十八年时间中，外公、外婆、母亲相继去世，全家几口人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租种人家“四百步”坟地，长年累月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老家有些地方已是解放区。1946年的一天，从解放区过来一位三十多岁姓龚的人，到富安镇征求我们几个小年轻意见，问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思考后给他一个答复。我在第三天答复他同意参加。未过几天，我同富安镇的方振平、杜兰，先到富余区中队报到，吃住在余东镇边上的一个学校，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到了1946年底，驻扎在启海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部队实行全面围剿，余东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我们区中队就撤离余东到处流动打游击。在严峻的形势下，启海地区成立了“东南警卫团”，不久要在富余区中队挑选一名党员去东南警卫团侦通班。我在1946年9月已经入党，被推荐上去。

东南警卫团侦通班由18个人组成，一半是启海人，一半是全国各地过来的，战士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关系十分融洽，特别是团长曹士云、副团长梅永熙、政治部主任陈帮生，爱兵如子，十分温暖。

到了东南警卫团，第一仗就是1947年农历正月十五在九灵镇的伏击战，我方派出两个连一个排和我们一个侦通班。当时九灵镇边上有条东西大河，分析认为敌人从河南过来的可能性小，因此两个连的兵力摆布在河北，一个排的兵力摆布在河南。战斗打响后，虽然我方一开始在河南活捉了国民党尖兵班的九个俘虏，但河南敌人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我方河北两个连的兵力因河面太宽无法增援。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我方伤亡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有不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也牺牲了。团领导命令侦通班18位战士迅速抢运伤员、收拾枪支。可就在收拾伤员枪支过程中，侦通班又有9位同志牺牲了。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方上的一些大地主、土匪恶霸，同国民党部队勾结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东南警卫团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主要依靠启海地区贫困群众的力量，敌进我退，声东击西，各个击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7年6月，灵甸镇一带老百姓种的元麦即将收割，为了防止国民党部队抢群众元麦，我军决定先动手。当时我们侦通班的任务是增援配合。我们派了三个营一个加强连，从先一天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俘虏敌军80多人，打死打伤200多名敌人，缴获机枪30多挺，把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彻底打了下去，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1947年底，组织上考虑到我亲兄陆长元已在其他战场上牺牲，有意把我调到吕四休养所，以减少弟兄二人全部牺牲的风险。干了没几个月，我主动找了休养所女指导员秦洪森要求去前方参战。秦指导员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被编排在一营三连。在1948年6月，也是到了收麦季节，我军开始攻打余东。三连主要任务是在木桩港北边警界，西防南通过来的国民党增援部队。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敌人主动投降。后来部队行军到吕四休整一个星期左右，我部队升格到第三野战军，我编在11纵队32旅警卫连。

后来，我们从吕四出发，一直向西北方向步行半个月时间，平均每日120多里，终于到达驻地。训练两个月后，开始参加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我们从连云港新余镇方向步行到徐州东边参加黑山阻击战，打头阵的是31旅，打了三天三夜，31旅完成任务后，我们32旅接替上去，打了五天五夜，接着33旅上去。可一开战，33旅极不顺利，又把我们32旅重新换上去，最终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

黑山阻击战后，我旅向安徽省南溪县出发，走了六天六夜，任务是同第二野战军的部队换防。我们轻装上阵，用了两天时间，打败了敌人一个军。当时正是腊月，上级要求我们向安徽省、河南省交界处进军。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开始挖战壕，整个部队在一个半月里，在外面下着大雪的情况下，吃住在战壕里面。这期间未洗过一次脸、换过一次衣服。我们白天坐在战壕里，晚上阻击敌人，天亮前主动出击，敌人退到哪里，我们战壕就挖到哪里。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取得胜利。有一事我至今刻骨铭心，在寒冬腊月的行军途中，我的鞋子全部湿透了，就在火炉上烤，一不小心把一双鞋子烧了大半只，我只好光着脚在雪地跑，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尸体中找到一双鞋子穿在脚上，继续前进。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开始。晚上6点，我们从靖江渡江，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到达长江南岸。国民党部队狼狈逃跑，我们顺利地打到无锡、苏州，继续参加解放上海战斗。我所在的连先到上海侦察，负责捉俘虏、摸情报。

上海解放后，我们又一路行军到浙江、福建参加厦门战役。1950年，我被挑选到装甲兵部队，在河南省兰考县训练、准备去朝鲜。后来抗美援朝形势发生变化，装甲兵部队未去朝鲜，我随部队调防到北京，直至1963年转业到海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