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跃

我们那个班，全称为扬州师院78级南通市师资专科语文班，称呼有些拗口，可它却是一段历史的存在。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也是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年。两年中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上了千万，据后来统计，1977年高考的录取率仅为4.9%，1978年扩招之后，录取率也只有6.6%。我们那个班是幸运的，挤上了扩招的末班车。

因为历史的原因，造就了我们这个极为特殊的群体，班级近50人，年龄最小的有应届高中毕业生17岁，最大的是66届高中毕业生33岁。虽然为同样的考卷，招进同一个教室，然而个人生存状态的不同，也就注定了各自的故事。有的情窦未开，尚不识风月，有的却早已为人父、为人母；有的满腹经纶，有的却不通句读；有的趾高气扬，有的则沉稳练达。

接手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从徐州师院调回南通师范不久的朱嘉耀老师。当年朱老师不过四十，一派儒雅之风，让人眼前一亮。朱老师教我们“古代文学”，在三尺的讲台上，引领我们从《诗经》到魏晋，到唐宋，到元明清，一路走过，一路风光。那时使用的教材不无“文革”的印迹，朱老师不囿于教材，以个人深厚的学养，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并痛斥人云亦云之弊端。在谈及不同的时代文学的不同特征时，他还特地引用古谣“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以激发我们深入思考。平时不苟言笑的朱老师，让我们始知为师之真谛。

现代汉语老师刘秉镕，虽年过五十，一上讲台，神采飞扬。刘老师个子不高，声音却极富磁性。正是在他声音的沐浴下，我们领略了汉语句法的规律、语法的魔力以及修辞的精妙。古代汉语老师王亦群，高高瘦瘦的身子。听说，“文革”期间，他的遭遇很是不幸，可一上讲台，个人的恩怨荡然无存。王老师上课几乎不看教材，一支粉笔，打开了一扇扇古汉语的窗口，指示我们遨游在那深邃的天空。许多的古代经典文献，王老师倒背如流，信手拈来的经典例子，让我们真正领悟学海无涯的分量。

1978年，上海复旦大学求学的乡人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编小说《伤痕》，撕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他所叙述的人间忧伤的故事，抖漏出的却是人性扭曲的“伤痕”，它让无数人的眼泪在风中恣情地飞扬。一时《伤痕》成为文坛的热点，也成为校园关注的焦点。通师的校园虽不大，但有了我们这班中文学子，也掀起了“反思”的波澜。一首首激情横溢的诗歌，一篇篇嬉笑怒骂的杂文，一幅幅意趣隽永的漫画，便从我们的心底喷涌而出，甚而有人开始构想鸿篇巨制，扬言要成为新时期的巴金。

为此，学校特地为我们班级举办了一期墙报。没想到，墙报刊出不久，一些诗文和画作竟不翼而飞。猜想，可能是中师班的学弟学妹们见之爱不释手，便逮着了一个机会顺手牵羊了。这看似天方的夜谭，折射出的却是时代的特质。

我们那个班，藏龙卧虎，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姚君，诗才闻名通城；那个一脸春风的卢君，诗名在外；这个斯文有加的沈君，版画作品发行千万；而那大个儿的沈君，已饱读二十四史；还有享誉全国的大诗人的儿子李君，深藏不露。

最让人不忘的是胡君，三五成群，只要他在，故事满天飞。窃思，他的前身一定是说书的。一段时间，校外一痞子常混进校园，借着身高马大，在校园里滋事。一次，那厮与学校的门卫发生肢体冲突，恰好胡君路过。胡君先是好言相劝，可那厮一向蛮横，竟冲着胡君骂了一句“矮鬼”，然后一个极轻蔑的坏笑。胡君直视那厮不可一世的眼睛，一字一顿：“我已有礼在先，既然你不吃这礼，那我只能请你滚。”说着胡君左手一推，右手又一推，将那厮逼到校门。那厮哪里能忍这样的屈辱，突然向胡君扑过来。只听一声重响，那厮被结结实实放倒在校门口。几十个闻声而来的学生，见倒地的那厮，不由地拍手叫好。那厮一边灰溜溜地爬起，一边放出狠话：“你小子等着，我会让我的师傅‘疤眼七侯’来收拾你的。”胡君则淡淡一笑：“‘疤眼七侯’呀，他是我的师弟。”从此，那厮再也没有现身于校园。

谁都没想到个子不高，也不见特别健壮的胡君，还有这等的好拳脚。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自己也在不经意中走进了故事。

我们那个班，多数人都有过上山下乡，跌打滚爬的经历，在最佳的受教育的年龄，却误与泥巴打交道，也就染上了许多不属于学生的习性。

班上抽烟的，就不下10余人，几个“烟枪”，下课铃声未落，就迫不及待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吞云吐雾。朱老师曾痛下教室禁烟令，“烟枪”们则易地而吸，于是，教室前的走廊常常烟飞雾绕，成了校园里极不和谐的风景。一时，学校领导也颇多微词。

朱老师倒没有为此一味地指责，只是将这一问题提交给大家自行处理。朱老师的包容，让“烟枪”们汗颜。教室走廊里聚众抽烟的情形化为乌有，“烟枪”们实在熬不过，就上操场过把瘾。有同学戏谑地总结：朱老师是无为而治，不治而治。

班上有两个来自农村的大龄学子，学前就是闻名乡里的木匠，自然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可一上学，家庭的经济便陷入困境。一段时间，两个人常常请假，甚而旷课。朱老师一了解，原来是他们在读书同时，还在城里打着零工，有时活儿催得紧，也就无法兼顾上课。“我们得赚钱，养活孩子和老婆”，他们的话让朱老师动容。朱老师一边替他们向学校申请补助以解燃眉之急，一边让他们尽量将活儿安排在星期天前后，以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

白驹过隙，40多年过去了，我们那班的学子，绝大多数也已退休。前些日子，胡君邀约几个同学与朱老师相聚于启东的圆陀角，漫步在海边的沙滩，盘点着我们那班的学子，感慨多多。我们在文化断裂的年代，相遇；我们在40余年的岁月里，相念。尽管人生的路各有不同，但一路走过，有一份如此的师生情缘，可以无憾。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在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由此，想起释迦牟尼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