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有别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寓示着“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按下快进键，又落下改革棋，通过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一、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责任更加重大。
为什么“市域社会治理”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全国从上到下的落实推进？这与新时代赋予市域社会治理责任密切相关。市域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特殊定位，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有着特殊任务，是守住社会稳定底线的主阵地；有着特殊优势，具有地方立法的自主政策空间。新时代强调的“市域社会治理”的市域主要指设区的地级市及计划单列的副省级城市，过去有“省管县”的改革探索，现在中央直接对地级以上“市域”进行工作部署，也反映了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和政策工具的丰富。同时“市域”也是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部，是基层构筑平安的“桥头堡”，市域一级要认真学习“枫桥经验”，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真正从根本上承担起信访等各种平安和谐责任。
二、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目标更加深远。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目标。这一深远的社会治理制度目标包含三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促进社会公正化。社会公正有三个基本要素：效率、平等、稳定，这三者正是衡量社会治理成功的基本标准。成功的社会治理基本要求是：确保经济效率和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努力使社会成员获得发展机会平等、底线生存保障和工作报酬不失公平；通过健全法治、弘扬德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为此要处理好民主与专政、打击与保护、维权与维稳、活力与秩序等关系，推动社会治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确保社会治理领域改革行稳致远。二是实现城乡平衡化。城乡不平衡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要围绕新时代的主要特征解决最主要矛盾，所以市域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更有着让乡村城市化的概念属性。市域要发挥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弥补城乡不平衡的差距。三是解决治理内卷化。“内卷化”又译为“过密化”，学术上是指一种社会模式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方式后，便停滞不行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从而把自我锁死在低水平状态上。基层社会治理上“内卷化”现象比较严重，任何事都要基层负责，但基层资源短缺，压力巨大，社区治理行政化严重，口号上的对群众负责实际转变为行动中的让上级放心，造成基层创新，捷报频传；社会整体，问题频发。社会治理“内卷化”问题解决离不开基层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
三、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改革任务更加艰巨。
围绕“市域社会治理”，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句话，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两句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字数增长，而是烙有深刻的发展痕迹，意味着不单是去做，还要创新去做。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以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为抓手，不断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是提高系统集成化水平，让市域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前线指挥部”。中央的社会治理大政方针需要这个前线指挥部统一贯彻落实，基层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需要这个前线指挥部统一协调治理。现在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改革思路越来越清晰，即责任下放，权力也下放，过去许多要由中央出面兜底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下放到“市域”一级根本解决，从而充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任务艰巨，思想上的统一、资源上的整合、部门间的联动、上下级贯通等都是知易行难。为提高社会治理系统集成化水平，南通成立了全国首个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在这方面作了重大的改革探索，彰显出巨大的治理绩效潜力。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真正解决市域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我们要努力回应人民群众“最急”治理热点，努力化解主要涉及利益冲突的人民内部矛盾；努力破解人民群众“最恨”治理难点，坚决打击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方黑恶势力；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烦”治理重点，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里纠纷、物业服务、小区安保等身边烦事实行“无微不治”；努力消解人民群众“最怨”治理弱点，整合各种力量做好食品安全、环境整治等工作；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最盼”治理事务，对“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方面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精准治理、精细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和公共服务的高效化。
三是精准识别社会治理风险，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真正实现市域社会治理改革行稳致远。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既要注意方法手段的创新，也要研究好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是社会治理的行动方向，如要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社会化，首先要实现基层行政职能的转变，然后才是扩大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推动基层自治，次序反了，社会治理行政化弊端难以消除。同样道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首先要科学立法，其次是严格执法，再次是公正司法，最后才是全民守法。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要更多依靠智治支撑，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工具，尤其要做好新时代的风险防范工作，对政府债务、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常规风险要有预案，对新型网络诈骗、经济下行、产业转移、信息安全、群众对美好生活新诉求、新经济新业态风险要科学应对，对意识形态风险要精准识别，从而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改革行稳致远。
（作者系南通市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