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谁是农民”是研究“三农”问题、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前提。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的成名作《农民的终结》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H·孟德拉斯系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农民的终结》以法国农村现代化为线索，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战以来的变迁过程及内在逻辑，诸如农村人口的外流、农业劳动者职业角色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多样化、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与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自身特点与特殊的运行机制。虽然有些农民还有乡巴佬的样子，但大多数农民与城里人的区别已经消失，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产品不同，挣钱的方式不同。

在孟德拉斯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终结的过程。农业人口在全面融入城市化中转化为新市民，原有的小农则在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转变发展方式进程中蜕变为职业农民。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农场主与农业工人。所谓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英语世界中，虽然Peasants和Farmer都可译作农民，但两者所表达的词义是不一样的。Peasants用来标作身份，而Farmer用来指称职业。这两个词语都与农业有关，但两者的来源、内涵、责任等方面又有质的区别。从Peasants到Farmer的蜕变过程，就是从“小农”到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角色转变过程，就是农民职业角色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小农终结与职业农民诞生的过程。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法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从古到今，“它的历史几乎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阶段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基督教文明圈与儒家文明圈不同，但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中法两国资源禀赋与社会制度不同，农业现代化道路各异，但都受现代化内在规律支配，都受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演进的影响。只要搞现代化，就会碰到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课题，就会出现农民非农化与职业化的潮流，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农民。

与英语词语不同，在中文字面上，农民就是农民，并无身份与职业、传统与现代之分。我国现阶段农民定义的主要依据就是户籍制度。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完善了户籍管理制度。依据这一制度，整个社会被切成截然不同的身份体系，一边是城市居民，享有多种优厚待遇；一边是持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只能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劳作。两边的社会成员具有遗传性与先赋性，农民的子女仍为农民，只有上大学、当兵提干、子女顶替等狭小渠道才能“鲤鱼跳农门”；市民的子女仍为市民，只有“犯事”才会被注销城市户口。在这二元社会结构中，种田并不是农民的标志，只要是农业户口，不论种田与否，都称之为农民；凡持有城市户口，即使种田也不是农民，如“文革”时期下放农村种田的干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步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逐步调整社会管理政策，城乡关系由隔绝变为有限融合，由二元趋向一体。城乡关系的调整，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农民的非农化与职业化异常活跃，给城市与乡村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时至今日，形势已面目全非，任务也今非昔比，但农民定义仍“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定义方法固然有历史原因与现实考量，既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不能客观反映农民发展的实际，且容易带来社会问题。

从称谓上说，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等名词时常出现在报刊与生活中，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农民为社会法定身份，而工人、企业家则是现代职业，两者的组合没有脱离传统的窠臼，不仅令人费解，而且带有明显的社会歧视，既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又不利于社会治理。甚至可以说，农民工等概念不消失，现代化也就“化”不了。

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讲，现行户籍制度又称之为二元户籍制度，以户口城乡有别、城乡隔离为重要特征，与计划经济体制有高度的适应性，固化着城乡社会成员不完全平等的社会身份。人生下来就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公共服务，以及市场准入挂钩，制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配置。这些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有长足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现代化，目前城市常住人口达65%，而户籍人口只有45%，尚有2.9亿农民工处于半城镇化状态。虽然户籍不再是农民流动的“紧箍咒”，但现有的政策仍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进城农民很难拥有非农户籍，更难以享有户籍背后附带的教育、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这对农民工既不公平，更不合理。

从城乡治理角度讲，户籍地与居住地分离，给城乡社会治理带来难题。就城市而言，相当比例的农民，工作在城市，或在城市安家，或在城镇务工经商，有的甚至常年不回家，但在城市没有归属感，更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沦为城市边缘人，给城市治理带来难题。就农村而言，为数不少的农民不在农村居住与工作，但又与农民保留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外出的村民政治上仍为村民委员会成员，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等义务；经济上仍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自家承包地与宅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城乡治理与市场配置，严重的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从现代化角度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非农化与职业化的过程。从总体上说，我国乡村变迁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但存在农民非农转移不彻底、农民职业化进展缓慢、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

概念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对事物的共同本质进行抽象与概括的结果，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中国农民将在“农”与“非农”两个轨道上并行，即农民的职业化发展和非农化发展。无论是职业化发展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还是非农化发展成为非农民或新市民，都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而出现。农民的职业化、非农化、公民化就是世界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是“四化同步”的内在要求，更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演变的，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现代化既要让农民不当农民，又要让农民当好农民；既要让农民成为“历史弃子”，又要让农民成为“时代宠儿”。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重新定义农民，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差别化的政策，加快农民非农化与职业化，就显得紧迫而必要。这就是《农民的终结》一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