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玲

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为了尽快开辟江北地区的抗日工作，1938年8月，经江苏省委批准，中国共产党江北特区委员会（简称“江北特委”）在上海成立。不久，特委成员先后来到了南通。

1940年7月，我军胜利到达黄桥一带以后，为了迎接新四军东进南通地区，上级党组织决定，将江北特委机关的所有人员转移到如皋西部（简称“如西”）的卢港。

7月下旬，江北特委钟民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找到我父亲（张慎思）和我姑妈（陈瑛，曾用名朱寄萍，王必成中将夫人），要求他们姐弟俩留在家中，担负起地下政治交通员的任务。主要负责搜集敌情；护送国统区我地下党领导骨干西去新解放区；联系尚在国统区坚持活动的游击部队地下党组织如何接应我军东进等事宜。接到任务后，他们两人很快先后从税警一团政工队赶回刘桥家中，一起投入这一新的战斗中。经过紧张的准备，我的刘桥老家作为党的一个重要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方便联系，党组织还在马塘和卢港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

当时的江北特委机关位于通州的陈家酒店（四安镇）。我的老家刘桥韩园乡（现在是以我大伯张慎修烈士命名的“慎修村”），位于港闸东北，西与陈桥乡接壤，东与四安相邻。是西去如西的必经之路。那里河道如网，小路虽蜿蜒曲折，但却四通八达，而且我的老家是在一个“里套子”里面，比较隐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然屏障。另外，陈伟达曾率领抗战支队独立二大队（我父亲也曾经是其中一员）在这一带活动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那时，陈伟达、赵一平、何毅、江庆曾、程俊贤等同志就经常到我的老家开会、休息。

1940年7月下旬至8月，江北特委代理书记赵毓华、特委委员钟民、周一峰，以及特委其他骨干成员王本英、顾尔钥、胡萃华、夏风珠、石坚、季玲等，分别经由马塘、岔河、陈家酒店等地，先后来到我的老家。一时间，老家里人来客往，络绎不绝。对于来者，父亲他们根据其年龄、性格、相貌等，有的说是大伯的同学，有的说是姑妈的朋友，有的则又说是父亲的同学或老师。我的祖父母那时五十多岁，比较开明，见家中短短的时间内来了这么多客人，心里有数，也知道共产党是好人，因此非常高兴，每次来人，他们都好饭好菜热情招待。有时来的人多了，家里睡觉的地方不够，祖父母以及其他长辈，就到邻居家里去借宿，把床铺让给客人。

对于这次秘密护送任务，我的父亲和姑妈深感责任重大，非同寻常。他俩高度重视，精心研究了护送路径：从陈桥、港闸、经由三十里（平潮）、四十里（平潮的新坝一带），在任家口子（新坝至白蒲之间）一带摆渡，穿过通扬运河，尔后去下驾原沈絮（沈序）家中，她那里也是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她那里休息过宿，再去如西的卢港。由于这一段路要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和星罗棋布的据点，所以走的路要比平常多得多。为了按时完成护送任务，我的父亲和姑妈与江北特委的领导和同志们经常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有时为了连续赶路，他俩的脚上都起了许多血泡。江北特委的领导和同志们也与父亲和姑妈一起同甘苦，共命运。父亲记得，周一峰同志1940年8月初刚到我的老家，便要求我父亲连夜送他去卢港。父亲见他感冒还未好，就劝他休养几天再走，但他认为要以工作为重，坚持要走，这使父亲很感动，记忆犹新。

护送时，为了保障江北特委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安全，我父亲经常是走在他们前面约两百公尺处，手里拿一把雨伞。并相约：“如遇敌情，我就将雨伞打开，你们不要管我，赶紧隐蔽，” 我姑妈有时则装扮成他们家的佣人。虽然护送过程中也曾遇到过麻烦，但均有惊无险。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俩一般一次只护送一到两个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奔波，父亲和姑妈终于在九月初顺利完成了这个重要而光荣的护送任务。对于这段历史，在《江海奔腾》中共江北特委史料专辑里，赵毓华、钟民、周一峰、顾尔钥等均有记载。

由于新四军在如西一带已经站稳了脚跟，建立如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也为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创造了条件。江北特委作为党的秘密领导机构，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于是，江苏省委决定撤销江北特委，并于9月中旬在卢港成立了中共如皋中心县委。钟民任中心县委书记，周一峰任组织部部长，顾尔钥任民运部部长……

此后，我父亲和我姑妈都先后离开了刘桥老家——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