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以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国农村状况为背景，论述了包括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14个方面的内容。如今，《乡土中国》已跨越70多年的历史长河，但书中阐述的“长老统治”等观点，对乡村振兴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要想在乡村振兴中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乡贤是一只重要的主体力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贤，逐渐形成了巨大影响力，由此形成了乡贤文化。而《乡土中国》提到的“年老的人”“长老”，实际就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乡贤。费老以《无讼》《长老统治》两个章节，详细阐述了乡贤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所谓“长老统治”，实际是书中所说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这三种权力结合的现实反映，是中国乡土社会长久的一项传统。就拿发生在县级以下的纠纷来说，人们主要是依靠乡间的士绅、长老或族长这类乡贤来处置。而乡绅、长老或族长处置处理的依据，往往是所谓的传统规则。书中还以费老参加的这类调解集会为例，还原了“长老统治”的其中一个场景：“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通过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解决了一位老父亲和长子之间的家庭矛盾。实际上，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政府的行政力量几乎是缺位的，而由乡贤参与的“长老统治”，则替代了政府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行政作用，对几千年来乡土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正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思维逐渐深入人心，政府的行政力量在基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村民更愿意通过村民委员会、法院等政府平台来处理事宜，传统乡贤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作用被一定程度上弱化，但这不意味着乡贤已经毫无用处。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乡贤文化的影响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加强了。乡贤文化是倡导文明乡风的精神力量，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的方向坐标，能为乡村振兴带来独特的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作为政府部门，要从组织领导、活动开展、氛围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切实让新乡贤文化引领乡村振兴“新乡风”。

弘扬新时期的“乡贤文化”，要在组织领导上求突破。乡贤已经不仅是传统的坚守乡土的乡贤，也有许多虽远离乡土，但情系乡土，关注家乡发展的乡贤。要强化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既要积极引导在村的经济能人及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乡村教师等人物，又要把本村在外经商人士、退居二线的干部等贤才志士凝聚起来，为他们搭建政治协商平台，充分调动乡贤参与基层协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要在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下，探索建立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性模式，明晰责任义务，让他们心中有责亦有界。

弘扬新时期的“乡贤文化”，要在活动开展上下功夫。要想让乡贤回归乡村，政府和社会需要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给予便利。要积极开展以乡贤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增强乡贤回报家乡的积极性，让他们多关心村级事务，多为村居的发展献策献力，坚持扎根乡村发展的信心。例如，以我省开展的“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为契机，开展乡村和现代企业手拉手活动，采用乡村创业项目评比、村企业特色项目合作、村企文化汇演等形式，使新一代乡贤实现个人价值的彰显，达成扎根乡村，建设乡村、回报乡村的示范效果。

弘扬新时期的“乡贤文化”，要在氛围宣传上做文章。南通历史上乡贤辈出，他们为家乡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乡贤也有很多。以南通首届“张謇杯”获得者——薛济萍为例，他创办的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南通如东上千户家庭提供了收入来源，是典型的乡贤模范。我们要挖掘和找寻村、镇、县等各级的新时代乡贤事迹，定期选出一批优秀的乡贤人才典型，利用各级媒体广泛宣传，在本地形成重视乡贤、尊敬乡贤、爱护乡贤的良好氛围。

怀有拳拳报国之心的费老在出版文集时说：“如果此书（包括《乡土中国》）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于国于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如今，重温费老有关《乡土社会》的论述，我们既被费老观察之深刻、思想之深邃所折服，也更庆幸自身所处的伟大年代，亲身参与了乡村振兴等一系列的伟大变革。

站在全面乡村振兴的历史新起点，让我们团结身边的乡贤，领略乡贤风范，让乡贤发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巨大影响力，为乡村振兴江苏新篇章贡献更多乡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