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浪

“融入苏南、接轨上海”是南通的目标定位。南通向江南的主动融合并非现代才出现的，南通在“融入苏南”上的实践可以追溯到明朝。

古时候长江对江南江北两地造成的隔阂远大于现在，即使如此，南通和苏州之间在明代还是存在着特定的贸易往来，有着积极的融合。明朝正统戊辰年（1448年），监察御史蒋诚奉命到南通查看贩售私盐以及盐户外逃的情况，发现南通产盐十分丰富，盐有盈余就出现私自贩售的情况。蒋诚向朝廷建议将当地多余的盐换取苏州的粮食，每一引（明初200斤盐为一小引，400斤为一大引）盐换粮米一石（120斤）。于是，苏州方面每年船载数万粮食到狼山巡检司与南通方面进行盐米交换。南通与苏州的精准化互通有无在那个时代就有了。

传统年代，南通有鱼盐之利，江南盛产粮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通和苏南逐渐出现了共同的产业——棉纺织业。明代南通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南通“融入苏南”的典型案例。

中国人大范围使用棉织品是从明代开始的，而其发源地是松江。我们熟知的黄道婆就是元初松江乌泥泾人，她把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带到家乡并不断改进，使松江成为棉纺织业的先驱。其后以松江、苏州、太仓等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区域。

南通与江南距离很近，较早受到影响。而崇明人的迁徙则更是带来了江南的先进棉耕织文化。当时的崇明岛居民因为自然灾害影响多有迁居南通的情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崇明岛上没有田产的2700多户民众迁往江北，其中大部分迁往南通地区。当时的崇明隶属于苏州，民间已经受松江乌泥泾的纺织技艺影响而形成了土布纺织技艺。南通为崇明人带来栖息之地，崇明人也将棉纺织业带到这片沃土。棉纺生产方式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在南通普及。明末清初，棉纺织业已遍及南通地区全境。在此之后，南通原有的支柱产业盐业逐渐衰败，而棉纺织业撑起了南通经济发展的大旗。可以说，今天南通家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明代的筚路蓝缕，离不开当时南通产业的“融入苏南”。

明代南通的“融入苏南”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甚至还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在明朝，养马是重大工程。朝廷为了获取马匹将养马任务强加于百姓身上。不过由于马匹适合生长在北方，江南地区没有被分摊养马。南通虽地处江北，在洪武年间因为滨江临海的独特地理环境也没有被分配养马。可好景不长，到了永乐年间，和南通同属南直隶的安徽六安受灾，该地不能再养马，任务被转移至通州（今南通）、海门。但通海等地并不适合养马，所养之马容易死去，即使有长成的也是不能供军队使用的，民间受养马之害极深，一致反对，当地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奏请豁免，没有成功。

到了嘉靖年间，身为浙江道监察御史的南通人钱嶫呈上奏疏《奏免种马疏》。在奏疏中，钱嶫强调：虽然通州、海门从属于江北的扬州，但是和扬州隔了400多里，和江南只有一江之隔，其中与常熟、太仓等地仅有百里路，通州、海门在养马政策上应当与江南一致。

钱嶫的地理观念很强，甚至还在奏疏中说明南通比南京更南，气候更潮湿，不宜养马。朝廷经过研究后认为钱嶫讲得很有道理，免除了通州、海门的养马任务。在养马政策上，通州、海门与包括上级扬州府在内的江北其他地方进行了“割席”，实现“融入苏南”而免除了民间疾苦。因此可以说，“融入苏南、接轨上海”既是南通发展方向，也符合南通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