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纸质信一起远逝的，是许多人的质朴、淡定与从容，以及手书、信纸所携带的亲情和温情。

□杨 谔

有两件事在当年稀松平常，而今却属奢侈：一是收到亲友的纸质来信，二是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没有大人监管的情况下在“荒地”上尽情玩耍。

大自然养育了人类的生命，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享受，思想上的启示，可是综合如今面临的现状，想把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的权利还给孩子，几无可能。

写信本是私人的事，实施起来应该容易些，但是有写信人就得有收信人，写了信还得去邮局寄，然后收信人再变成写信人寄信人，写信人变成收信人、读信人，如此循环往复，纸质信的“故事”才能延续下去，一方失约，“游戏”便少了“动力”。电话普及之前，通信是极平常的事，最近三十年，网络、手机、微信，像油盐酱醋一样成了人们的家常必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一瞬息即可实现，因此需要人具备“耐心”的纸质信，就像老式酱缸一样走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纸质信一起远逝的，是许多人的质朴、淡定与从容，以及手书、信纸所携带的亲情和温情，这些，本该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一些特殊人物的信件还有特殊的价值——思想的火花、精彩的瞬间、珍贵的文献会因此得以保存。前几日读《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集，其中差不多有10封信记录了她与著名作家、《名利场》作者萨克雷的初识与交往，还有她对萨克雷在贵人们面前不光彩行为的批评。夏洛蒂不是理论家，更不是哲学家，但她富有思想，一些真知灼见也借书信而保存了下来。她在致出版人威·史·威廉斯的信中说：“没有丝毫真实性的诽谤，很少能中伤一个人；它像一株无根的植物，必然很快就枯萎。”“正因为人性中存在着温情，我们才更喜爱人性。”

由纸质信联想到了更具私密性的日记。如今坚持记纸质日记的相信会比坚持写纸质信的人多些，但不知一百人中能有几人？社会的进步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个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物质的积累可从他的体型、银行卡、房产、座驾等方面的“变迁”上毫不费力地得知，但精神层面呢？不但他人不得而知，连其自己恐也不容易知。谁要是坚持记日记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只要打开日记，排日读去，便可见心灵之辙迹历历。有一首很红的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曾令无数人嘘唏不已，首播时闪过的是一张张人在各个年龄段的照片，这样的诠释无疑是狭隘和肤浅的，但分明又是无奈无力的。图像所能记录的，只是人肉体的变化，而人的灵魂的变化呢？相机是无法记录的，文字却可以！日记却可以！倘若日记的主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个文化名人，那么他的日记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行为史、心灵史，还极有可能是一部宏大的“社会史”。

记日记至少可以有以下三个好处：锻炼了文笔，逼自己多读几本书；每日一记或数日一记，至少可以做到经常省察吾身；为自己保存下了一部真实的成长史。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或只有极少数人写纸质信、记日记的社会会是一个“书香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纸质书信和日记所能做到的，网络同样能做到。我从不否认网络的强大，而且我认为它已强大得有时会把真实变成虚拟，把虚拟变成本来，把许多原本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思想简单情感冷漠的“活物”。我也从不否认写纸质信和记日记在某种意义上的“落后”，但“快”“新”不一定就是进步，就像生物界优不一定能胜，劣不一定被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