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和

一、疫情

如东历史上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时有流行。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四年，连续两年大旱，病死者甚多。《中国荒政全书》中《亥子饥疫纪略》篇载：“乾隆乙亥（1775年）春日，霖雨不止……得病者不费时日，最多者七八日或二三日，甚有朝犹遇诸涂（途）而暮已闻讣者。”“掘港场神鬼白昼现形，銮舆仪从，人往往有见之者（可能是病人的幻觉）。”“街巷所见，丧服者十之七八，门首报丧者十室而九，且有一门而贴数丧报者。”“医者肩舆、前后恒随数十人。每过街巷，悉呼号拉视。”“村庄病疫，多以渐而至。一家病，则合村皆病，次及他村。”“有一家六口同疫死，邻里往殓之，得七尸，其一乃偷儿也。盖偷儿入室时，一触其秽即死。”由此可见，其时疫病之猖獗。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夏，大旱之后大疫，凡户无免者。道光六年（1821年），夏熟后连续发生瘟疫，每日有数十人死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霍乱（俗称“瘪罗痧”，又称“麻脚瘟”）流行，居民中染病者很少得救，严重者全家死亡，有的为亲友办丧事而染病，甚至为死者超度的僧人也染病卧床。民国9年（1920年）秋，掘港等地霍乱流行，掘港死亡300余人。民国14年7月，掘港鼠疫流行，死亡80余人。民国16年夏，掘港霍乱流行，最多一天死亡17人。民国25年9～10月，恶性疟疾大流行，据当时上海《光华医学杂志》载：“恶性疟疾始发于双甸、岔河、马塘、掘港等地，迅即蔓延全县（指当时的如皋县，今如东县大部分乡镇从原如皋县划出），农村多于集镇，其猖獗之势不减鼠疫，其发病率、病死率之高，颇为惊人……”民国27年秋，掘港登革热病流行，十室九病，少有幸免。民国30年，天花大流行。民国35年夏，霍乱流行。

二、防控措施

明代，民间已广泛采用鼻腔内喷吹人痘痂末的方法预防天花。清末，自西方传来接种牛痘苗法，逐渐取代了“人痘苗”（亦称“鼻苗”）。民国时期，掘港镇已有专门替儿童接种“牛痘”的门诊。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卡介苗、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流行性脑髓炎菌苗、麻疹疫苗等免疫制剂相继问世，在南通地区推广使用或试用者达20余种。1950～1956年，经牛痘疫苗接种、霍乱疫苗注射后，制止了天花流行，控制了霍乱流行。1956年6月，如东县脊髓灰质炎防治站在掘港镇南芳泉庙建立，配专职医护人员，9月，设简单病床10张，后增加到45张。1955～1964年共收治病人716例。1963年，开始用减毒小儿麻痹症活毒菌苗进行人工自动免疫。其后每年列儿童计划免疫。1958年后，如东县各公社（乡镇）医院设有专职的防疫人员，同时设立防保组。1959年，如东县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减少疾病”的方针，基本完成和超额完成预防接种和普查普治任务。在冬季白喉病流行时，掘港镇组织45人的专业预防队伍，控制全镇所有桥口、车站、轮船码头、旅馆、饭店、会场等公共场所，对来往行人进行青霉素喉头喷雾。同时对辖区内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居民等人都全部使用青霉素喉头喷雾消毒，达12.56万人次。并动员各单位工作人员服青霉素含片、土牛膝根汤，吃白萝卜，戴口罩。对发生白喉病的单位和接触过患者的人，都使用碘干油涂布等方法预防，对患病者采取隔离治疗。卫生部门对在饮食行业、商业食品柜台、单位食堂工作的人员普遍进行体格检查，有效控制各类传染病的发生。60年代初，如东县连年遭受涝灾，蚊虫猖獗，疟疾发病率大幅提升，掘港镇医疗单位除治疗现症病人外，专门建立疟疾防治组织，培训送药员，对患过疟疾病的患者，进行抗复发治疗和预防性服药，并结合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灭蚊，消灭蚊虫滋生地。

1965年2月，如东县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掘港镇采取紧急措施，从各单位抽调60多人，在公共场所及入镇的各交通要道设立13个喷喉站，对所有入镇人员全部喷喉，还训练100多名义务保健员（志愿者），挨家挨户送药1个多月，喷喉8万多人次。同年4～5月间，掘港镇32个居民小组中，162人感染伤寒，江苏省及南通地区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派出10多名医务人员到掘港镇指导工作，帮助控制疫情。此后，每年对群众进行伤寒三联疫苗预防接种。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如东县急性肠道传染病发生高峰期，如东县各医疗机构设立肠道门诊，对疑似病人进行粪便采样检查，对阳性粪便健康带菌者和少数阳性病人建立疫点、疫区。组织专业队伍，专职负责阳性病人或带菌者就地隔离、消毒、治疗。就地扑灭和控制急性肠道传染病扩散和流行，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