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凯燕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1942年2月22日，60岁的茨威格写下遗言，与妻子在巴西服毒身亡。作为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遍及世界，既无经济困扰，又远离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为何选择自杀？

除临终绝笔，茨威格早前在《昨日的世界》已作出更长的解释。书写于1939-1940年。

年轻时候的茨威格喜欢旅行，游历过欧洲、美洲、亚洲，兴致勃勃地与各种有趣人物交流。每回出门，内心是笃定的，因为有国有家有归宿。那时的茨威格不知道他将来会被迫旅行，四处飘零。

在二战来临之前，茨威格便被他的国家抛弃了，他们搜查他的房子，焚毁他的书籍，禁止他的戏剧。他失去了很多朋友，有的死于迫害，有的为了避嫌。为保全尊严与自由，茨威格于1934年移居英国。

1938年奥地利沦陷，茨威格成为无国籍者，在别人的地盘乞怜。“仿佛我每呼吸一次，都应该对一个陌生的民族感恩戴德，因为我呼吸的是他们的空气。”

1939年9月2日，二战爆发，英法对德宣战。茨威格又自难民身份转变为“敌对国”的外国人。他只得迁居巴西。

青年茨威格渴望刺激与新奇，不满足于安逸宁静的生活。当时奥匈帝国强盛，他出身富裕犹太家庭，祖辈与父辈“自始至终过一种生活，没有飞黄腾达，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但他万万想不到，那种优美柔和的生活之调一旦被打碎，便再也回不去。之后他们这代人被抛到浪尖，“凡是能想象到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而且还没有尝尽。”

一战时茨威格满怀斗志，“从战争的最初一刻起，我已在内心深处决心要当一个世界的公民。”那年他32岁。战争期间，他用文字，用文化交流的方式进行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那种勇气和力量，为何在二战时没有坚持下去？

“1914-1918年的时候，各国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

然而之后是个礼崩乐坏，越来越糟糕的世界。

“在奥地利于1938年被希特勒侵占后，我们的世界对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残暴都习以为常了，那是几百年未曾有过的现象……世界的良知在1938年却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或者只咕哝几句，随后也就忘却和原谅了这一切。”

流亡国外，拥有写作自由，可他能使未遭受到苦难的人们真正了解他们吗？“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内心深处有一道墙，分别在墙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和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却依旧不愿意去弄明白问题的实质。”

茨威格选择隐居，默默笔耕，将岁月化成文字。然而他避不开时世，一切与他切身相关。

作家太过敏锐，“他们只是在事情真的发生时才感到痛苦，而我却在事先的想象里就已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感到痛苦。”

即使逃到世界另一头，苦痛也如影随形，黑夜太过漫长，他最终弃绝了生命。茨威格为世界留下这本书，“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1945年二战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冷战。这次他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