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江

南通和无锡，都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和荣德生就是其中的典范和楷模。注重诚信经营，是他们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张謇与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等人合作，在吴淞组织左海实业公司，试图实现东方大港的梦想。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他们还兴办教育，投身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

1913年，张謇应北洋政府之邀，加入熊希龄内阁。9月11日，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暂兼农林总长，于10月21日就任。12月27日，农林、工商两部解散，改组农商部，张謇就任农商总长，1915年4月卸任。

张謇一度“绝意仕途”，投身实业，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轮埠，目的在于利用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力量，“建设公共事业，为一国立些模范”，即通过南通的社会建设，探索一条地方发展的道路。在赴北京任职前，张謇告诉南通地方各界，他并非“翻然变更初志，于政界讨生活”，而是“欲举平时所主张者发为政见，以供朝野之采择”，其实是想把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的经验，在国家层面进行推广。

在1913年11月8日发表的《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张謇提出了他的构想，即通过制定法律、发展金融、改变税则以及奖助企业，达到振兴实业的目的。在张謇看来，立法为其中的第一计划。他提道：“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无《破产法》，则无以维信用，而私权于以重危。”张謇把《破产法》与社会信用紧密联系起来，把制定《破产法》作为提升社会诚信程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途径。

张謇重视经济立法，其思想中蕴含的对诚信的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荣德生。荣德生在晚年编写年谱时，回忆起1914年他与另一位无锡商人蔡兼三到北京拜访张謇的情形。在交流中张謇提道：“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遇到交涉时，自己立场亦多不合，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倡导研究。”荣德生当时感触不深，经过30多年的商战风雨后，再细细品味，张謇所言实有深意。荣德生认为像张謇这样深明法理者，在中国工商界为数不多。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中写道：“余数十年经营，未尝触犯刑章，二十余岁读刑、民法，三十岁后始有商会，遂习商法，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

荣德生所谓的“凡事依法而行，至违法取巧之事，万不可为也”，与1920年张謇给淮阴士绅朱德轩的信中讲的“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为吾人之自助”，有异曲同工之处。张謇与荣德生在实业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缘故，也与个人的禀赋有关，而其中诚信是他们成功的基石。

张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品行的践行。1895年，他筹备大生纱厂，投身商海，多年的企业经营和商业运作经历，使他对当时营商环境有清晰的认识，这在1913年的《银行专修科演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张謇认为：“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中国商人之道德，素不讲求，信用堕落，弊窦丛生，破产停业，层见叠出。”针对中国商人不注重信用的现状，张謇告诫未来的银行从业者，“守法宜坚”，“营业宜敏”，呆与猾是经商者的大忌，因为“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因此张謇在用人上，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指标。1914年张謇在给建筑师宋育堂的信中，提及“任事以勤笃为主，任人以诚信相孚，则遇事皆洽”。做人做事，诚信和勤勉是根本。张謇甚至把诚信品质，视作从事商业活动的基础。1917年，张謇在通海甲种商业学校落成仪式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投身商海，植基之道在道德与信用。张謇认为，道德与信用，两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古今中外未闻有有道德而无信用之人，亦未闻有有信用而无道德之人”。有一次，张謇去通海垦牧公司视察，遇到一位办事人请假逾期。通海垦牧公司管理层对此人进行批评，此人还在争辩，张謇“明正其非”。听说此人是其子张孝若推荐来的，张謇告诫儿子：“此辈委琐小人，不足荐于自累也。”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