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斌

我的父亲叫袁士锋，尽管患病已近10年，但我们还是觉得他走得有些始料未及。父亲本姓蒋，姐弟四人唯有他是男丁。小时候，我爷爷怕唯一的儿子有不测，就将他寄名给西宅的袁守义。

父亲193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1岁丧母。我爷爷在外轧棉花经常不在家。随着大姑、二姑陆续出嫁，我父亲和我三姑渐渐成为无人问津的留守儿。长期贫困的生活经历在他心灵深处萌发了一枚自强不息、决意脱贫的火种。这枚火种反复燃烧膨胀，最终在他住在崇明我二姑家的一个大雨的夜晚喷发出来。他突然想到，启东的家里不知漏成什么样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决意要回家。他一头扎进自家地里除草耕种，要奋发劳动创造财富，改变贫穷的命运。命运有时会捉弄人，但也会激励好人、酬劳勤者。当丰收在望时，村干部发现了我父亲这个好苗子，决定让他当会计。自此父亲做村干部，一干就是43年。

父亲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与我母亲苦心经营这个底子薄弱、负担沉重的家，使之逐步走上小康之路。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大大方方花过一分钱，安安稳稳睡过一个懒觉。

早年，他工作之余也搞搞副业。借钱跑过上海，做做卖鸡蛋、卖烟的小生意。他和三伯（蒋秀冲）一起出海突遇大风，险些翻船葬身大海。他养过猪，当人家悠闲午睡时，他却冒着酷暑切猪草、扫猪圈、喂猪食；当人家午睡醒来时，他又匆匆忙忙擦把汗后到大队工作去了。有时到汇龙镇开会，人家都是骑着自行车去，而我父亲却常常推着独轮车走。怕被人家看见难为情，就悄悄把车停在墙角，因为他要在散会后顺便带一车酒糟喂猪。看到邻居袁家编制竹篮收入不错，他也学着去做。他是左撇子，就特地请我堂叔（蒋秀岩，铁匠）定制了一把左手竹刀。他晚上回来开竹、劈篾、编篮，第二天一大早去市场兜售，上午又得回村上班。大姑家住在果园大队，父亲也跟着栽种了21棵梨树，3年后结果。秋天累累硕果将要成熟采摘时，台风却把梨子打得满地都是。父亲满眼伤心、一脸无奈，我们只有默默地帮助父亲到市场上去廉价销售。这样的厄运似乎年年都会来。尽管父亲努力拼搏，奋力抗争，但没交上发大财的命运。当四个儿子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后，他理应颐养天年。然而他仍勤俭持家。他常常教诲我们：大财靠天命，小财靠勤俭，有钱时要想到没钱时。最让我们伤心和惭愧的是，在整理遗物时竟找不到一条他的外裤。他的外裤都是我们弟兄换穿下来的旧裤，即使我们买给他的新衣服，也有很多没舍得穿。父亲保持着每日记录消费流水账的习惯。即使住院期间临时只回来4天，他还要颤颤巍巍地补记住院期间的消费时，我们的心在滴血。

父亲处事公私分明。上世纪九十年代，汇龙镇各单位都在布置党员活动室，因为擅长美术，我主动承接华石村党支部活动室的布置任务。我跟黄向荣两人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晚上时间，把活动室装修得很有品位，后来成了参观样板，汇龙镇广播站、敬老院等单位的党员活动室都请我们去布置。完工后，为装修费用父亲毫不留情地跟我们讨价还价。一旁的母亲实在听不下去就插嘴，儿子又不是白拿村里的钱，是付出劳动的，你何必这样抠门呢？但父亲仍坚持己见，虽然你是付出了辛苦，但不能搞特权，工价必须按出工时间计算。无奈，我们的工价比其他单位都低。当时我一肚子怨气，谁叫我是袁士锋的儿子呢？父亲在近二十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先后创办华石村综合社、汇龙钢窗厂、城西服装厂、汇龙压延厂、汇龙防腐厂等五家村办企业。解决了上百个村级劳动岗位，创造了几百万元的工业产值。在他1995年卸任时还为华石村留下了四十几万元的积蓄。

父亲是严厉的家长。小时候因为贫穷而只上了四年私塾的他，深知念书的重要性。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采用最严厉的教育。小学时每次期末回家，他都要我们兄弟三人（因小弟年龄小我们很多，所以最宠他）围站在他前面，逐一检阅成绩报告单。哪个不如意就是一个耳光，重则揪耳朵。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已长得很高，揪我耳朵用不上劲，他就站在凳子上，我为了减少疼痛也灵机一动跳上凳子。但是当我们取得了成绩时他也会加倍鼓励，当然只是在行动上、言语上表达，而从来不搞物质激励。有一次我被选中参加县体育运动会，因天气原因推迟了。几天后的某个半夜，突然接到通知次日复会。母亲因在生产队值夜班看仓库不在家，父亲半夜一个人悄悄地起来为我做荞麦烧饼当中饭。中午时分，其他同学都三五成群去饭店吃饭，我一个人在僻静的地方啃半生的荞麦烧饼。当时还真觉得是奢侈的，而且很高兴。因为父亲半夜亲自为我做烧饼，应该是家庭中的最高待遇了。父亲也是慈祥长者。母亲告诉我，我出生时父亲去南通开会分配到一张鸡蛋优惠券，他硬是提着三斤鸡蛋站了五六个小时长途汽车回家。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几个一直轮流陪护。我们抚摸着他的额头，思绪万千，回忆着点点滴滴。兄弟们也常常想等忙完这阵带父亲出去转转，但最终没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