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本 宋淑娜

晚清的官员，流行写笔记、记日记，为后人研读历史，留下宝贵史料。我因爱好如皋文史，翻阅清人《萍湖笔记》，提及寓居如皋的金眉生（曾任两淮盐运使）腐败案。可惜此案始末，《萍湖笔记》未有翔实记述，令人遗憾。近日，笔者又读到《杜凤治日记》《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总算对晚清基础官场的缺陷，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清末举人杜凤治（1814—1883年），浙江绍兴人，1866—1880年，先后出任广宁、四会、南海知县，罗定州知州。从履历来看，有两点值得关注：1.杜氏直到52岁才进入官场，可谓晚年得志。专家研究，他从广东卸任后，带回老家的钱财至少有白银45000两，相当于今天的500多万美元。前后14年，他何以能有如此财富？2.杜氏是基层官员。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研究，往往注重皇帝或高官的记载。就像道光皇帝久居宫中，就连鸡蛋的市场价都不清楚，以至为大臣、太监所欺骗。基层官员不同，像杜凤治接地气。他的官场日记，无疑是研究晚清基层官场腐败的第一手史料。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邱捷教授挖掘《杜凤治日记》，撰写了这册《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所谓“镜像”，就是以史为鉴，以人为例，解读晚清基层官员的腐败现象。通过阅读《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笔者认识到晚清基层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他们的腐败是网格化的塌方式腐败。以杜凤治为例，他的腐败有一根竖线，即上下官员，沆瀣一气，抑或纷争，都为贪污钱财。“官场如戏场，当官如赌博”，多次在日记中出现。下级官员必须进贡上级官员，已经是当时官场的惯例。日记里记述，张庆鑅署理东莞知县，贪银五万两。张琮出任南海知县，因为上级去世，又逢新总督任职，上贡钱财，还亏数万两银子。杜凤治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贪污之路始于他的官场之行。杜凤治前往广宁县任职。前任张柳桥善于会计，精于算计，酷刑逼税，账上盈余1800余两。他去函杜凤治分赃：600两给杜，1200两给自己。杜凤治的答复，绵里藏针：按照旧章行事，“不想占意外便宜”。结果，张柳桥还清“债务”，剩余1200两如数缴给杜。

杜凤治的腐败，还有一条横线，源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成为官员后，三党六亲都成为他照顾的对象。腐败也由此滋生。杜家过去生活很艰苦，后来他的儿子、侄子等人的生活明显改善。若把两根腐败的线条相交，再和其他官员的腐败线条结合，就形成网格化腐败。当然杜凤治的两线相交的交点，不仅是杜凤治本人，还有他的一群腐败助手，形成立体化腐败局面。尤其是幕僚，不可小觑。幕僚的角色往往是贪腐的着力点，就像是官员行驶在钱财道路上的发动机。民国时期，有位“马二”县长前往如皋任职，就专门聘请了一位精通会计的幕僚，专门协助他做好账目，以便贪腐。杜凤治在日记中也常常提及他的一位重量级幕僚顾小樵。他批完公函，常常和顾小樵泡在一起，交流贪钱心得。他能多要张柳桥600两，就得益于顾小樵的“指点”。他对顾小樵也很尊重，前往富地任职，给出年薪1000两银子；前往穷地任职，给出年薪800两银子。此外，包吃包住，顾小樵也尽全力协助他“赚钱”。

令人恐怖的是，为何杜凤治敢明目张胆地把腐败写进日记呢？他在任时，一位巡抚赠他二册《从政遗规》，劝他要做清官。他至少觉得无愧于巡抚大人的希冀。晚清基层官员的集体腐败，不只是人心的丧失，也和清朝的制度有关。雍正皇帝推出的养廉银制度，早已名不副实。各级官员的开销非常大。像杜凤治作为县令，每年收入只有45两白银和养廉银（至多1500两，往往还拿不全）。他上要孝敬大官，下要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金。因此在官员的眼中，做官就是买卖。因此，各种贪腐已是司空见惯。法不责众，杜凤治认定各种腐败已是惯例。

杜凤治为官断案时，还很公平。他未曾敲诈普通百姓的钱财。晚年回乡，他得到善终。不过清朝未有善终，在他死后不足30年就灭亡了。就像一座大厦，不用说水泥钢筋，就连墙面都已腐朽，哪有不倒的道理？官场的腐朽，官员的腐败，直接导致清朝的灭亡。这对于后人来说，仍有启示：以史为鉴杜贪腐，至今仍不可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