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

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提起小县城，总绕不开东方红灯塔。它曾经是我们一生的向往。当我们长大后，它已经不见了。

◇阔别已久。1989年，我回到小县城，再也没有离开。此前，我待在另一个小县城。长江边上。我这辈子，注定要打上小县城的胎记。

◇县城并不小。过去他只有一条石板街，一条人民路主干道。汽车站所在的那条江海路就算是边远的了。石板街早就湮没，道路却越辟越多，也越来越宽广。现在，已经号称五环六环了。还有蔓延的迹象。

◇我住长江路。2000年，我搬进长江路上的这幢房子。估计会住到死，如果它不被拆掉的话。新汽车站在我家桥东边，政府大楼在我家转盘西首。长江路如今是名副其实的最热闹的主干道。我静静地看着别人的热闹。

◇小县城有两个地标性建筑。一个七战七捷纪念碑，世界上最长的刺刀。一个土豪金，金砖状的五星酒店。如果你要认识我，我就住在那个拥有土豪金的小县城。我家就在刺刀东隔壁。刺刀给我带来了安全感，土豪金使这个小县城区别于其他的小县城。我为之自豪，也衷心感谢。我从长江边上，来到长江路上，完全两码事。

◇我总是在鸟儿的鸣叫中醒来，或者入眠。打情骂俏的鸟儿们，啁啁啾啾，絮絮喁喁。他们清脆而热烈，缠绵而奔放。但是决定我苏醒或者入睡的绝不是鸟儿，也不是时钟，而是这一天我是不是想了一件事，或者做了一件事。

◇老城区有条曙光路。江海路与人民路之间。人们现在只知道安达步行街，或者安达公馆，没人再提曙光路了。但我怎么可能忘了呢。糖果厂和它的门市就在这条路上，关键是扒耳朵的人也在这条路上，这是我的必经之地。我总是先扒耳朵，再去门市买些方饼、麻饼、麻花、油糕带回去。我非常怀念那个扒耳朵的人。每个黄昏，他的木头椅子总是摆放在农机公司的铁门外侧，面对曙光路，面对着飞扬的尘土。他倚在墙根儿，或者椅子靠背上，仿佛在等待他的同伴来唱一出双簧。他的客人很多，士农工商官兵都有，经常要排队。想扒耳朵的人都很懂礼貌守规矩。他有一整套的竹制工具，镊子、夹子、铲子、勺子、毛刷子，都是竹子削的，就像新娘的梳妆盒。他总是那么热情而卖力。第一次坐到椅子上，我有些心惊肉跳，生怕他一不小心，会捅破我的耳膜。他漫不经心和你聊天，弯弯绕地问长问短，你正要思索回答的当儿，他已经举着耳勺送到你的鼻端。耳勺上面，挑着黄灿灿的耳屎，好像揉皱的金叶。你几乎没有意识到，耳朵已经扒好。你神清气爽，耳聪目明。你问多少钱，他说随便给。我不敢想他，一想耳朵就着痒。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扒耳朵的人。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在不在人世也未可知。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到他的打算。我逢人便打听。人们要么摇摇头，要么嗤笑我。

◇种种迹象表明，我住在苏中房价最高的小县城。比邻近的小县城都高，甚至超过苏北的盐城、连云港、徐州等地级市。这是为什么呢？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独有的坐标。我对小县城的原初印象，是东方红灯塔。也叫八角亭儿。它矗立在人民路和宁海路交叉口的路中央。这里人流如潮。它的西北角是百货公司，东北角是工人电影院，南面是中楹桥，西南角是竹器商店，东南角是什么店，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提起小县城，总绕不开东方红灯塔。它曾经是我们一生的向往。当我们长大后，它已经不见了。

◇对于小县城，我记忆最深的是来看戏。那一年估计我不到十岁。我是坐姨兄的脚踏车来的。本来没我什么事儿。姨兄想约他的对象，他对象就住我们一个生产队。可他丈人不同意姑娘没过门就出来。一路上，姨兄骂骂咧咧气哼哼的。那次看的是淮剧《铡美案》。除了包拯出场和陈世美被铡，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舞台两侧的滚动字幕。回家的时候，一块碎砖让我们结结实实地从车架上摔到柏油马路上。

◇第一次在小县城住宿，已经是毕业高考的事了。那时候高考得先通过预考。我一共住过三次。每次都住在河北招待所的大舞台上。临时安置的铁架床。我就读的学校是戴帽子的高中，没资格住宾馆。台上插着十面五星红旗，紧紧包围着国徽党旗。住在这里，吃饭方便多了。吃饱了，我们就学着电影里的革命者，举起拳头，向党宣誓。老师一来，我们就躲进蚊帐。我一直觉得，少年时吃得最好的伙食就在高考期间。现在想来，我还闻到那种红烧肉烧大萝卜的香。

◇灯塔没有了，很快被石板街所取代。如同记忆，遗忘也是人的天性。记忆让我们衰朽，遗忘又让我们变得更加冷漠。我想渡过遗忘的海洋，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游到记忆的彼岸。多少个白昼和夜晚，我踟蹰在小街上，不知是为了加速遗忘，还是为了强化未来的追忆。上世纪九十年代，费振钟、汪政、毕飞宇来看我，我带他们来到石板街。我觉得小县城里也只有石板街拿得出手了。就是在拆迁的日子，我也多次徜徉在废墟里，仿佛是在缅怀，或者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