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伟

美好往事像酒，越久越香。记忆的酒，令人陶醉，也令人模糊。就像何乐蕊老师的英文本名，如何拼写，我几近忘却，仿佛一支早年喜好的乡村歌曲，留下的只有依稀悦耳的旋律。她是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的老师。作为学生，她的名字常常挂在我的嘴边，读起来也许是Hillary（希拉里）。她和中国有缘，不妨称她为何乐蕊吧。

直到大学的最后阶段，我才有幸成为何乐蕊老师的学生。奥大的人文学院，颇为严格，要求每位本科生至少选学两种主修科目，须获双学士学位，才可毕业。起初，我选修了经济学及日文。学习日文的同学中，既有高中就已寓居日本的交流生，又有是日韩混血儿的青年。他们学得如“日”中天，我倒是“日”渐式微。于是，我改修亚洲学。海外不少名牌大学，都设此系，说是亚洲学，实际上围绕中、日、韩三国，涉及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历史，进行研读。

何乐蕊老师有些另类，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头戴头盔，身着赛服，灵活地穿梭于高低起伏的校园。几次遇到她的“宝贝座驾”，便有亚洲学的同学，聊起何乐蕊的生平。她毕业于英国名校，不是牛津，便是剑桥，主修中国文学，曾往北京拜见过不少中国作家。她和系里的康浩（Paul Clark）教授形成鲜明对比。康教授是男的，倒像女的；何乐蕊是女的，倒像男的。她身材健硕，长脸后扎着个短辫子，平日不苟言笑，让人很难接近。她教授的必修课Asian 200（亚洲个性学），每年总有几个学生挂科，延迟毕业，因此她成为系里为数不多的“杀手老师”。

2007年第2学期，我先选修何乐蕊主讲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生很少，上课氛围很轻松。她和我们围坐一起，一边讨论，一边上课。其间，还让我们各选一位自己喜好的中国作家，自制PPT讲解。何乐蕊喜好萧红的小说、赵树理的语言，也述及朦胧派的诗人。因为撰写论文，她还借给我一册诗人北岛的集子。朦胧派的诗人中，我素来痴迷顾城，对于北岛不甚了解。翻阅那册书，看到扉页著者的签名落款，我才知道北岛原名——赵振开。北岛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英国，由此结识何乐蕊，签名送书。何老师笑着向我述及旧时相会，赵先生那时名气不大，待人都很友善。她很珍惜诗人的签名，再三嘱咐，书一用完，立即归还。

中国比较文学，我轻松过关。亚洲个性学，我读来就更为轻松。倒不是因为课程内容简单，而是2008年第1学期，我修完最后一门课，便可毕业。第一节课，何乐蕊带来一份包装精美的小礼物。她笑说里面是可口的巧克力，将送给课代表，又问谁任？亚洲个性学不好学，无人应答。何乐蕊灵机一动，征得大家同意——最后一位进门的学生，便可获得礼品。“幸运儿”是位韩国女生，姗姗来迟，先甜后苦，成为课代表。

第一回课堂，很活泼；第一篇论文，很严格。说是论文，其实等同于期中考试，占科目总分25%。论题是阅读西方学者所述亚洲建国史的三种模型，选择任意一个亚洲国家，探讨相关建国史符合三种模型中的哪一种。她的问法很狡猾，很有误导性。选择好研究对象，尤为关键。东亚学子，各爱各国。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幸好熟稔近代史，寻得答案，时代不同，模型不同，此外还有中国特色。拟好提纲，估算字数，远远超过老师的限制。

何乐蕊鼓励大家动笔前，充分利用老师固定的办公室接待时间，前去探讨。她的办公地是一间斗室，外有地毯。两位韩国学生先入一步，我取下沉重的书包，贴着墙坐在地上。无意听到三人对话，学生的判断有误，何乐蕊不曾反驳，反倒连说Yes。我很迷惑，她是个诚实的老师吗？三五分钟后，轮到我说，她基本同意我的思路，只是善意地提醒：“论文可以写长，只要有材料，有趣味，但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这话……”最后，我好奇地问她，为何不指导先前的韩国学生。何乐蕊坦然解释：“爱国可以理解，她俩选择韩国，不过韩国历史复杂，就像中国，很难答好，关键她俩连自己民族史都不太清楚，就来探讨。我若将正确的思路、答案，告诉他俩，等同作弊。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你说呢？”我沉默过后，陷入沉思。她的话不无道理，治学像登山，不可在山下就待人援助。

我在小组辅导班收到论文文稿，获得80多分。邻桌的同学告诉我，上一组是何乐蕊发的论文，她透露Tom（我的英文名字）的英文不算很好，但他有认真独立的思索，因此打了全班最高分。何乐蕊从未当面表扬我，也许学过中文，她懂得“近则正之，远则称之”的内涵。

我算不上是一个好学生。毕业季，何乐蕊真心劝我，续学英文与亚洲学，将来必然会是很好的研究生。我已厌学，又有经济压力，只好作罢。她算得上是一位好老师。作别十余年，我仍怀思何乐蕊老师，不因论文高分，只因教诲令我终身受益：撰写论文的目的，不是学透知识，卖弄知识，而是学会思索，寻得途径，解决人生旅途中遭遇的新问题。“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何乐不授？教育的真谛，正如蕊师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