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荣

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与思考，吴延溢教授的学术专著《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构造》终于即将面世了。

延溢当年是以教授身份报考和攻读南师大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来南师大后投在我的门下，这也是我招收的唯一一个拥有正高职称的博士生。由于我教学科研的主攻方向是经济法与劳动法，入学后，他就主动提出希望能够基于宪法行政法的理论视角从事劳动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是一个跨度较大、具有较高理论风险的科研方向调整选择，毕竟尽管经济法、劳动法均有着公法元素的成分，但与宪法行政法的思维、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还是完全不同的。

劳资工资集体协商问题，既是为中外相关学界所关注的极为重要的学术理论课题，也是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所重视的现实实践问题。对该领域课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学术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青年学者，延溢教授对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构与机制运行中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长期观察与深切关注，在围绕该领域相关问题已经发表若干篇在学界颇有影响的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多年磨一剑，撰写完成了这本《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构造》学术专著。该专著结合劳动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域外与本土、实体与程序等多重要素与范畴，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私人自由—社会自治—国家自制”的劳资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架构，并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运行论、结构论等层面上加以具体展开，较为系统完整地解构了上述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本专著中，延溢教授就劳资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设计与机制运行机理，提出了以下颇具理论创新的学术架构。

作者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是以多元利益博弈关系为其法理基础的。对工资集体协商进行法治化治理的法理依据不仅局限于劳资之间私人利益的博弈，还有劳资固有的私人利益与国家维护的公共利益、劳动者本源性利益与劳工组织（主要指工会）派生性利益以及劳动者群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针对多元利益博弈关系，法治化治理的根本立场在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流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简单计算，更不能陷入利他主义的虚幻，而是要贯彻共和理念，实现合作型、增量式、非零和博弈的劳资治理目标。

从价值论与方法论意义上讲，认为在工资集体协商法治化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对自身角色的法律属性予以准确定位，摒弃全能政府的父爱主义情结，扬弃“权力统筹型”协商模式，坚持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相统一之价值理念以及理性遵循比例性之方法论原则。有限政府理念要求政府要以集体协商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为边界，科学定位自身的角色功能，把握好权力运作的弹性限度；有效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中做到有限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协商效率与协商效果的统一，有效落实政府责任。比例原则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要求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中把握好有为与无为、目的与手段、成本与效益、刚性与弹性之间的比例关系。

从政府权力运行的结构论上讲，认为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需要在立法、行政与司法等环节作出符合法治理念的制度安排。首先，在立法环节上，以“权利推动型”立法为目标，坚持科学立法，将应然性立法理念与国内外立法经验相结合，建构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工资集体协商法律体系。其次，在行政执法环节上，以“适度介入型”行政为目标，坚持依法行政，明确工资集体协商的行政管理主体及其职能，行政主体应当提供工资集体协商中必要的行政帮助和指导，并通过三方机制发挥谈判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对影响较大的产业行动进行行政干预。复次，在司法环节上，以“谦抑—能动”统一型司法为目标，坚持公正司法，司法机关既要保持消极谦抑的品格，防止被政府强力推行的工资协商模式“捆绑式销售”，又要以一种积极能动的姿态，在公权力运行体制内部形成有效制约，并在体制外部对时代变迁和社会需求作出积极回应，实现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的有机统一。

在本专著中，延溢教授同时还认为，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问题还需要处理好社会组织（主要是民间劳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民间劳工组织的生成、培育与成长对于工资集体协商的法治化治理可能会形成双重效应。一方面是正效应，不仅契合了工资集体协商市场发展对新型劳工组织的现实需求，而且在谈判僵局或集体争议发生时，民间劳工组织的积极参与，可以将政府治理的巨大负担和压力合理向社会释放，缓解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是负效应，即民间劳工组织的成长壮大容易形成与政府相对抗的组织化的强大力量，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甚至挑战政府的权威。正因为此，虽然当下中国社会自发涌现了许多民间劳工组织，但如何按照善治论的治理要求，培育成熟的切合新时代需求与社会有序自治的社会组织，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节选）

（作者系法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