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红

私立崇敬中学（今市实验中学前身）由顾儆基（字仲敬）创建于1917年，历经风雨洗礼，曾几易校址，不断发展。抗战期间，该校被迫停课，后又在通东的东社与泰县的姜堰短暂复课，此事已多有记载，但对崇敬中学在重庆合川办学一事却鲜为人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有关当年合川崇敬中学的一些细节变得更加清晰。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有必要对原有记述扩充补遗、考辨纠谬，以增添丰富的内容，使历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可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研究准备条件。

上图左起：1939年6月21日，朱光亚（前排左）在合川崇敬中学与第五宿舍的同学合影；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接林森交办函后，给秦仕纲等失学学生的回函（第1页）；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当年的办文单上批示签章；在重庆读书时的朱光亚（后）与大哥朱光庭（右）、二哥朱光鼐（左）；朱光亚等合川崇敬中学失学学生联名请愿书（第1页）。

崇敬在合川复校之遗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城区学校师生星散，各校也均告停办。在县教育局组织、各校职教员努力及地方各界等支持下，原有中等学校除敬孺初中、崇英女校外，其他各校都得以迁校复学。其中，崇敬校曾先后在三地复课：一是同年8月在渝北开始招生的合川崇敬中学。二是经代校长冯超（静伯）积极筹备，于是年9、10月间迁至余西区，借东社小学高级部教室重新开学，后因日军侵扰金沙而停办。三是1943年4月，经校董易剑楼（作霖）与冯超等人努力，崇敬中学在泰县姜堰复课，后于次年12月告停。

在南通，对于抗战时期崇敬中学的三次续办，有关重庆的那次鲜有提及，即使偶有记载也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但在重庆等地所刊涉及合川崇敬中学的记述中，不仅众口一词地认为是顾仲敬将学校迁到了合川，而且是师生随之同行（更夸张地说是“多数师生同行”）。但经寻访顾氏亲友，请教《南通市教育志》总纂孙模等人并查找各种资料，均无相关信息予以佐证。再查阅重庆方面有关合川崇敬中学的回忆文章等记述，该校学生以流亡青年和当地失学者为主，未见到任何南通学生信息。所以，确切地说，这是崇敬中学有关人员以其合法办学资质（获江苏省教育厅备案）在合川开办的一所学校。

现有史料显示，崇敬中学创校人、校长顾仲敬早在1936年就已赴沪休息，由冯静伯代理校长，主持校务。抗战全面爆发后，其子顾而已（导演、电影艺术家）与赵丹等人参加救亡演剧第三队，从上海出发，一路西行，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顾仲敬则随其子沿江而上，侨居重庆。虽无法查实顾而已达到重庆的准确时间，但从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当天（1938年2月18日），顾而已等冒险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入川后的第一场话剧《民族万岁》的记载可知，顾仲敬在南通沦陷之前就已经到重庆了。

综合以上信息，虽然崇敬师生随顾仲敬迁校合川一说的可信度不高，但该校在此办学，应该与其有关。其实，除他以外，还有一个人不可忽略，那就是合川崇敬中学校长李怼悟。

在1943年汪伪政府汇编某书中“渝方文化”之“渝方省外迁川中学”里，崇敬中学名列其中，校长为李怼悟，校名全称“江苏南通私立崇敬中学”，因该校校址位于重庆西北的合川县（今合川区），故通常称为合川崇敬中学。

关于李怼悟，笔者在编印于1934年的《江苏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概览》“现任职教员一览表”中找到其信息：李生于1909年，重庆人，毕业于苏州中山体育专科学校，先后担任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一旅少校体育指挥官、江西四中体育指导。自1932年9月起受聘为崇敬中学专任教师，任体育教员、初二导师。另有史料显示，在崇敬中学于合川办学之初，李为代理校长。至此或能推定：合川崇敬中学的设立，是在南通沦陷、李怼悟回到其原籍重庆之后积极推动或参与发起的结果。

朱光亚离校原因之谬

曾在合川崇敬中学就读的朱光亚是该校引以为豪的校友之一。朱光亚(1924—2011)，湖北武汉人，著名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38年夏，日寇逼近武汉，已经初中毕业的朱光亚跟随两个哥哥来到重庆，落脚合川，并与二哥朱光鼐一起入学开设于东岳庙的崇敬中学。然而，这兄弟俩仅在此就读一年，就离开该校，转学至江北县（今渝北区）新建的清华中学。对于他们离校的原因，不同版本的朱光亚传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以原新华社驻总装备部分社社长奚启新的“因这个班存在学籍问题被学校解散”和作家徐鲁所说崇敬中学教师的“那一口苏北话，让朱光亚实在是难以听懂”而转学为主。对于前者，由于不见文献出处或史料佐证而不能确认。对于后者，因笔者所查到的合川崇敬中学教师均为当地人氏，加上前文所述“崇敬师生随顾迁校”的不可信，这个说法显然更值得怀疑。

直到笔者在不久前找到台北所谓“国史馆”的一组解密了的馆藏档案，才终于证实并丰富了奚启新的说法，同时也推翻了徐鲁对历史细节的想象。

这是合川崇敬中学高中第一班学生请愿团写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联名信，时间是1939年8月28日。通读这份长达9页（含签名等页）的信件可知，1938年8月，朱光亚等因“慕江苏教育之名……投入该校，冀其造就学业”，不料仅就读一年，奉四川省政府训令，学校突然于1939年8月10日发出停办高中第一班的通知，将朱光亚所在的这个班级解散。原来是这个班有许多学生因为无初中文凭（或具同等学力）而无法核定学籍，校方虽多次催促，然“未缴毕业证书各生，仍多延玩未缴”。迫于省府压力，“经校董会议决：既有上项情形，不如停办该级”，并对成绩及格者“分别发给证明书，俾各生得分头各谋出路”。

但该班学生均无法认可校方如此草率并造成全体失学的决定，除在请愿书中逐条驳斥停办理由外，还对校董会的程序、效力等提出质疑，为此联名呈请“国府严加查究，迅予救济失学青年，以肃奸宄（按：指犯法作乱之人），而维教化”。末有秦仕纲（后入学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八期独立特科第十三大队炮兵区队）与朱光亚、朱光鼐等原高一班全体32名学生的签名或签章等。

面对这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信，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第一科科长江圣壤（志渡，浙江奉化人）初拟意见“应迳呈主管机关查核办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批示签章，文官处文书局随后按流程函告了秦仕纲等失学学生。然而，向国民政府主席的请愿终究未能改变这个班级被解散的命运。于是，无奈之下，朱光亚和二哥朱光鼐转学到江北县（今渝北区）新建的清华中学，继续他们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