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莉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集——《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是由她的演讲稿编写而成。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作过两场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她却因生为女人，被拒绝单独进入图书馆，还被从草坪上赶了出来。毫无疑问，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地位是卑微而低下的，哪怕是才女伍尔夫。

读后依旧感慨万千，我要是在年纪轻轻时看过此书就好了，这样会早早领悟到金钱的重要性，而不是人到中年才幡然醒悟要努力赚钱、存钱。老公曾各种惋惜，你怎么不再是当初那个没有物欲、人淡如菊的温婉女人，而变成一个财迷了呢。我坚定地回答，不，我觉得年轻时漠视金钱的自己简直太傻了，现实让人清醒，如果没有钱，我连妈妈的保姆费都付不起。

文艺女性都有清高的一面，仿佛谈钱爱钱就降低了人格，有的作者甚至发表了文章没收到稿费都不好意去要。虽然我一直不赞成女性做全职太太，伸手向男性要钱，势必失去精神上的独立，但我也并没有努力赚钱的欲望，而是躺在工作的舒适圈，觉得养活自己就很好了，赚钱的事交给男人吧。一百年前伍尔夫的精神世界已遥遥领先于我，她一针见血地道出女性的种种困境均来源于贫穷。她真诚地劝告女同胞：“我希望，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如今的都市女性实现这些并不难，而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可能这还是奢望。近年来因为自媒体短视频的盛行，很多女性也开始觉醒。比如六十岁的苏敏阿姨离家出走后，通过自驾游拍视频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价值，摆脱了糟糕的婚姻。首先是她经济上不再依赖于丈夫，才有享受看世界的自由。也有在大冰演播室里说“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到西双版纳，过个冬天”的麦子阿姨，她在爱心人士的接力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伍尔夫所处的男权时代，女性实在太贫穷了：“我想到一个性别享受着安稳与繁荣，另一个性别却遭受着贫困与动荡……”还是女人心疼女人呐。女人想写小说，写诗，必然要遭到嘲笑与打压，她们的正业是生孩子与做女红。那时的女性进行文艺创作，只能遮遮掩掩，生怕被人发觉，因为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所以伍尔夫明确地表示，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必须得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有钱不难，钱多钱少而已，但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看过某位知名女作家的散文集，她在书中坦言迄今为止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而在伦敦某出版社工作了一辈子的著名编辑戴安娜·阿西尔，在其作品《暮色将尽》里也说自己买不起伦敦的房子，一直租房住。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写散文、写小说，我想，主要是她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所以精神上也独立，虽然没有一间具体的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在心理层面是有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非具体指向，而是指一直被社会忽视与压制的女性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写作不再是一件需要遮掩的事。她们在两性关系中也渐渐有了话语权，可以毫无阻碍地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百年后，大部分女性地位的改变是令伍尔夫欣慰的吧。

伍尔夫说穷带给人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是心理意义上的，穷会让人产生自卑、胆怯、忿恨，写作自然也会带着局限。她以自己为例，她的姑姑在孟买骑马摔死了以后，每年留给她五百英镑的财产，永久有效。当年的五百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四十万左右。在此之前，她是靠给报社做临时工谋生，写些无聊的报道。迫于生计，“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处处说好话，看人脸色，虽然没人强迫你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想不到伍尔夫也有这样的经历，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害怕的失业吗。有了五百英镑年收入后，她也就有了安全感，心中的憎恨与痛苦消失了。“我不恨任何男人，因为他们不能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她开始反省自己之前完全否定某个阶级或者性别都是一件荒唐的事。她连看待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从恐惧与酸楚转为怜悯与宽容，又过了一两年，连怜悯与宽容也已消失，“我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解脱，那是客观看待事物的自由”。忽然想起有个男同事，一直希望爆发战争，好像乱世中他就能分到某些富人的一杯羹似的，原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中。伍尔夫阐明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带来悠闲和满足的心灵状态，也能带来创作上广阔的新天地，可以用超越性别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一百年后，虽然时代背景早已不同，但她认为物质基础决定心智自由、创作自由，鼓励女性自己去赚钱的观点，却一点也不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