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魏
冒广生、冒效鲁父子
《围城》是钱锺书的名著。这部小说，以语言幽默刻薄名世。整部著作，刻薄得仅有唐晓芙、董氏父子“涉险过关”——未遭钱先生口诛笔伐。董氏父子即董沂孙、董斜川，两人原型正是明末如皋名人冒辟疆的族裔冒广生、冒效鲁父子。事实上，钱锺书最初在《围城》中讥讽过冒广生。何故讥讽，何故删订？不妨从钱锺书与冒氏父子交游谈起。
相识考述
学林人士多有共识：1938年，钱锺书、冒效鲁结识于归国轮船。日后，钱锺书经冒效鲁介绍，结识冒广生。卞孝萱先生写过：“钱锺书因冒效鲁而识冒广生。”李洪岩《钱锺书与冒效鲁》也说：“回国后，冒效鲁介绍钱锺书结识疚斋先生（冒广生）老夫子，相谈甚欢。”此说“始作俑者”正是钱先生本人。钱锺书晚年为《谈艺录》补订时，追忆：游学欧洲，都抛旧业。归舶邂逅冒君景璠（冒效鲁），因以晋见其尊人疚斋先生，并获读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
钱锺书暮年记忆“有误”，他在此前已经读过那本《后山诗天社注补笺》。此书其实就是“冒氏丛书”中的《后山诗注补笺》。念及陈后山（徐州人）为苏北同乡，冒广生为《后山诗注》补笺。1936年，《后山诗注补笺》已由商务印书馆发行。钱锺书、冒效鲁归国途中，钱先生吟有《孝鲁以出处垂询，率陈鄙见，荆公所谓无知猿鹤也》（刊于1939年第5期《国师季刊》），日后更名《答叔子》，录入《槐聚诗集》。或刊或集，诗后皆注：方读疚翁《后山诗笺》。言之凿凿，不容诋毁。
钱锺书结识、关注冒广生，始于陈衍，倒非冒效鲁。《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1935年5月，冒广生赴苏州，为祝陈石遗（陈衍）八十生日，兼商谈赴粤日程，面晤钱锺书。钱锺书于《石语》中有所呼应：寿宴散席，陈衍怃然有曰：“子将西渡，余欲南归……”年轻的钱先生将西赴英伦，年高的陈先生将南下广东，两人再见，后会无期。早在1932年，冒广生诗作已给钱锺书留下深刻印象。这也在《石语》中有所记述，二十一年阴历除夕（1932年2月5日），陈衍奖掖后生，视钱锺书为知己，邀其守岁，促膝长谈，高谈阔论，点评诗坛。当日交心，陈衍直言不讳地点评冒广生诗作。
陈衍谈诗论友，冒效鲁情谊深厚，钱锺书才会创作和删订“董沂孙”的人物形象。
修订始末
1946年，《围城》初现于《文艺复兴》，关于董沂孙的描写，前后四句话：“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虽在民国做官，而不忘前清。生平不讲好名，因为他实在好利。他最心爱斜川，认为他能传家学。他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揩老面子，为儿子送条子，谋差使。”四句话，皆可索隐，皆有所指。
先前，陈衍已在《石遗室诗话》中点评冒广生：冒鹤亭早慧有声，长而好名特甚。余见其所刊《五周先生集后跋》及《外家纪闻》，文笔步趋古人……见君诗，佳句甚多，率笔者亦有时。
《石遗室诗话》《石语》皆言冒广生好名，《围城》中董沂孙为“老名士”。冒广生为清末举人，像其先人冒襄，可谓遗民、遗老，因此眷念前朝。至于“生平不讲好名，因为他实在好利”，应为反话，即钱先生欲盖弥彰的手法。1938年，钱先生阅览《后山诗注补笺》就有心得：每用“敢”字，作“不敢”解。于是他在《答叔子》（笔者注：叔子即冒效鲁）中所谓“此意硁硁敢苟同”，实为“不敢苟同”。旧诗可反用，何况小说乎？钱锺书是借《围城》讽刺冒广生不讲好名，实际好名。何处扯出“利”呢？源于陈衍逝后，冒广生给予评骘：我好名君好利。冒陈恩怨，由来已久，后文再释。
后两句董沂孙的描写，前句写实，后句已含射影捏造。“他（董沂孙）最心爱斜川，认为他能传家学。”冒广生在《作诗一首示景璠》中写道：“我有五男儿，璠也得吾笔。书求南北通，字解形声别。”足见冒效鲁克绍箕裘，传承家学，深得父亲喜爱。“他（董沂孙）不叫斜川好好的念书，只等他在北京陆军大学混毕业，揩老面子，为儿子送条子，谋差使。”此句多为戏言反话。如同钱基博严格管教钱锺书，冒广生盼望冒效鲁好好学诗，作有《作诗一首示景璠》：“近来颇作诗，我当示棒喝。”
“混毕业、揩面子、送条子、谋差使”明显丑化冒氏父子的形象。冒效鲁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否则不为钱先生尊为诗友。《知非杂记》记载，1930年，冒效鲁全校考试名列第一，从北京俄文专修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毕业。傅增湘（并非冒广生）为他写信（送条子）给东北元老袁金铠。还有冒广生的好友胡汉民，两次为冒效鲁写过条子，助其成为驻苏大使随员。无论在东北，还是于苏联，冒效鲁都很胜任工作。
自《文艺复兴》刊出后，1947年《围城》初版时，钱先生便删去有关董沂孙的后三句，仅留首句。此举两得：规避读者对于冒广生、陈衍之间恩怨的褒贬；钱锺书可不负两位知己：回避老知己陈衍好利的形象，维系新知己冒效鲁的友谊。
冒陈交恶
论及《围城》初始丑化冒氏父子，不得不回溯冒广生、陈衍交恶史。其间，钱锺书推波助澜。《石语》留痕，那夜谈诗，陈衍在向晚辈钱锺书推心置腹：交好中远如严几道、林琴南，近如冒鹤亭，皆不免空疏之讥……鹤亭天资敏慧，而早年便专心并力作名士，未能向学用功。前日为《胡展堂诗集》求序，作书与余，力称胡诗之佳，有云：“公读其诗,当喜心翻倒也。”夫“喜心翻倒”出杜诗“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乃喜极悲来之意，鹤亭误认为“喜极拜倒”，岂老夫膝如此易屈邪？
陈衍全盘否定冒广生：聪明反被聪明误，天资用于求名，未用于学业，以至于学识固陋，误用“喜心翻倒”。钱先生为此写下按语：《小仓山房尺牍·答相国·与书巢》二札皆有此语，是随园已误用矣。
此按追根溯源，讹误起源指向清人袁枚，似为冒广生开脱，实为陈衍佐证。有趣的是，冒效鲁竟然获悉按语。《石语》中还有钱先生两则关键按语——孝鲁见此，语予云：原函作“喜心倒极”；鹤亭挽石遗诗，遂有“我好名君好利”之语，盖反唇也。
《石语》为钱锺书所藏，他人难得一见。冒效鲁“见此”，应为钱锺书出示。陈衍批语，经钱锺书、冒效鲁，传入冒广生耳中。陈衍爱财，又是事实。因此陈衍离世，那句“我好名君好利”乃冒广生“自毁式”反唇，给钱锺书也留下印象，大概也成为他于《围城》中描写董沂孙的“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