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生

1940年10月，陈毅率部移师海安，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迁至海安镇广福禅寺，海安一度成为苏北乃至于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座席未暖，陈毅带着粟裕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韩公馆，拜见韩国钧。韩国钧喜出望外，盛邀陈毅和夫人张茜住进韩公馆，以便随时促膝交谈。

韩国钧，字紫石，海安人，清光绪五年（1879）举人，清朝时历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民国后，担任安徽、江苏巡按使，两任江苏省省长。作为清朝与民国的两朝重臣，韩国钧此前并不了解新四军。陈毅率部挥戈东进后，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穿针引线，以晚辈的身份主动与韩国钧书信往来，阐明新四军抗日救亡的愿望，恳请他出面调停，“纾解内部纠纷”，避免摩擦，合力对外。陈毅书信中说：“紫老为我省耆宿，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万民一定归从，我与管文蔚当枕戈待命。”

陈韩第一次见面是在新四军占领黄桥后的9月15日，陈毅专程到韩公馆拜见韩国钧。这一次见面，颇有戏剧性。交谈中，韩国钧见陈毅学识渊博，谈吐不俗，忽然心念一动，出了一条上联，请陈毅接续下联，颇有点现场面试的意味。

韩国钧出的上联是：

陈韩陈韩，分二层含二心；

“层”和陈近音，“含”和韩同音，意思是说咱初次相识，还需要多多了解。

陈毅不假思索，接道：

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

意思是说，国共两方都是中国人，抗日不分彼此。

韩国钧一听，真乃管乐之才，他立起身来，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说罢，韩国钧着人铺纸研磨，挥笔亲书一联赠送陈毅，联曰：

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

陈毅就着余墨，也书一联回赠：

杖国抗敌，古之遗直。

乡居问政，华夏有人。

从陈毅身上，韩国钧感受到新四军坚决抗日的决心，且为陈毅真诚所感动，遂决意出山，以八十二高龄之身，联络苏北士绅，奔走斡旋，居间调停，劝和促谈。受陈毅委托，在黄逸峰协助下，韩国钧邀请苏北八县知名人士胡显伯、黄辟尘、季方、朱履先、李俊民等，在韩公馆小花厅召开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主题的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

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成立，这就是著名的“苏北联抗”队伍。10月30日，由韩国钧、陈明扬联名邀集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在海安曲塘召开，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保安旅的代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靖江、泰州、泰县、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12个县的代表共30余人与会，韩德勤代表拒不到会。韩国钧在会上慷慨陈词：

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目前政府与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我在你们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11月7日傍晚，一艘汽艇缓缓停靠在海安镇串场河中坝码头，化名胡服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冀鲁豫军区司令黄克诚、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先后跨上河岸，在岸上迎候的陈毅、粟裕、惠浴宇等党政军干部上前一一握手、拥抱。面对多年未见的战友，陈毅激动不已，豪情勃发，当场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诗人将军的这首诗，在苏中大地迅速传扬，随军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爱萍诵读之后，奉和诗一首，诗曰：

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江淮旧属归。新四军与八路军，兄弟共举红旗飞。

当晚，刘少奇一行与陈毅等一起研究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问题。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如期在海安召开，江都、高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泰县、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5个县的380多名代表参会，刘少奇、陈毅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会议通过了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那就是不承认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会长，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任命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两天后的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镇西寺成立。刘少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苏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的拥护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抗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由此确立。

《南通传》连载 第十四章 江海丰碑：那些勇敢的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