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通足球的繁荣，绝非偶然，而是先贤引领与群体支撑等多种历史因素交织的结果。

张謇虽未留下有关足球言行的直接记载，却通过三大举措奠定了南通足球发展的根基：将足球纳入师范学校课程，从教育源头培育体育人才；主持建造城南、白塘庙两处公共体育场，配备足球等器材，提供硬件保障；主导联合运动会，亲自担任会长，并将足球列为正式项目。其“教育与体育并重”的理念，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了南通足球的土壤。

从士绅到民众的合力，也为南通足球的发展提供了支撑。首先是体育界的专业贡献。如师范学校王小商“篮足球尤为所长”，农校裘子端、崇敬中学王赞言等担任教练或裁判，构建了专业人才梯队。崇敬中学足球队曾致函《体育研究与通讯》杂志，与体育教育家吴邦伟“讨论足球裁判问题”。他们不仅传授技术，更引入甚至研究现代体育规则，推动南通足球与国际接轨。还有政商名流的助力。如通海镇守使、县长（知事）等官员，常出席赛事并担任评判；李督军、齐省长曾特派代表送来金杯等奖品，地方人士也常有赞助比赛；张孝若不仅发起成立南通足球队（1921年），制定球队会章、服式，还到场为比赛开球。这种“官绅联动”模式，为足球发展提供了政策与资源支持。再就是民众基础的夯实。从“观者如堵”的校园比赛，到“万人空巷”的城市赛事，南通民众对足球的热情贯穿始终。而地方报纸频繁报道赛事细节，如球员技术分析、观众反应等，更使足球成为全民关注的公共议题。

不过，足球运动在通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争议与冲突，有过现代体育的本土化阵痛。如早期比赛常因规则理解差异引发纠纷。1921年商校与英化比赛时，因不服裁判判决引发两校学生冲突，最终需校长、教授出面道歉才得平息，反映了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1922年，七中学生又因足球比赛不成竟相率罢课，经校长等人竭力调解，才得以复课；而同年七中“预备抬十一口棺材进球场”的极端做法，折射出传统竞争观念与现代体育精神的冲突。足球的对抗性也导致意外频发：1921年纺校学生因该校球赛致六人受伤而投书报社呼吁“废止足球”；1924年西场高小某球员不慎踢伤同伴而致其身亡；1946年南通学院学生观赛，因教学楼栏杆倒塌而酿成命案。这些悲剧的发生，既凸显了运动风险，但也推动了防护措施与安全管理的进步。

从1914年师范学校的“门球对垒”，到1947年南通学院的沪上参赛，民国南通足球走过三十余载波澜历程。它是西风东渐的文化结晶，也是本土教育革新的生动实践；既见证了张謇培养“健全之国民”教育理想的落地，亦记录着普通民众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城墙下的观赛人群、操场上的奔跑少年、报端间的激辩文字……这些历史细节，共同织出南通早期足球运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