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全

近年，读了鲁迅研究学者阎晶明先生的《鲁迅还在》《须仰视才见》《这样的鲁迅》等之后，又读到他的新著《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可谓另辟蹊径，一个小切口打开一个大世界。

这本书共十篇文章，作者以严谨考据与散文交融的笔法，切入“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新视角，显影了鲁迅与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象。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陈赓是曾经与鲁迅有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方志敏在牺牲前将自己的狱中手稿辗转托付鲁迅，毛泽东和周恩来虽与鲁迅无直接来往，但两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都是鲁迅的知音，都与鲁迅“神交”已久。文章便聚焦于此，体现出“神交”的呼应与境界，升华为“同怀”的相知与相通。

作者强调，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最重要的特点是“神交”，而这种“神交”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精神上的相通和相知，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革命、中国未来，他们可能会使用并不相同的概念以及表述，但精神上的相通和认知上的相近，却经常可以让今天的我们同样读到。也因此，鲁迅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与时代生活有密切关系。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是鲁迅参与时代的重要方式，是“鲁迅之为鲁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成就鲁迅文学的重要精神线索。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精神上的相通相知”把他们联结在了一起。如，鲁迅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赠瞿秋白，正是对其“精神上的相通相知”的经典写照。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并非只是意气相投，才情互赏，而是出于志同道合和充分信任，基于民族解放共同追求与理想的心灵共振，是让人铭记的人间真情。

为此，我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重走“鲁迅小道”，瞻仰了鲁迅大陆新村故居，感受尤深。在那白色恐怖的上海，瞿秋白曾三次在鲁迅家避难，第三次就住在大陆新村三楼的后间客房。许广平形容他们的见面如“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回忆：“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常常是鲁迅坐在二楼的写字台前，瞿秋白坐在旁边的藤椅或躺椅上，热烈地交流着对时事、对社会、对未来的看法。瞿秋白有多篇杂文便是在这次避难期间，经过构思，再与鲁迅讨论后完成的。书中还引许广平回忆鲁迅与瞿秋白合作文章的细节，当时瞿秋白住鲁迅家，瞿秋白先口述腹稿，再与鲁迅交换意见，之后由瞿秋白执笔完成。“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看。”史料中的这一小段波光，折射出鲁迅和瞿秋白的情谊和风采，其间有瞿秋白的勤奋和才华，更有二人的坦荡无私与莫逆相交。避难结束，临走时，瞿秋白将自己用过的一张西式书桌送给了鲁迅。至今，这张书桌保存在故居一楼大门左手的墙边。这次分别竟成永别，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鲁迅得知消息后，立刻设法筹款，试图进行营救，终未如愿。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痛心万分，并立刻决定将瞿秋白的译文编辑成集，题名为《海上述林》，以做纪念。于是，他出资赎回了瞿秋白的两部译稿，并亲自编校。此时，先生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但他坚持诸事亲力亲为。从1935年10月22日开始编辑上卷，到1936年9月30日下卷校对完毕，历时近一年，终于在10月2日上卷印成，为皮脊和绒面两种精装本。这本《海上述林》，2023年深秋，我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得见，厚厚的书页凝结了鲁迅与瞿秋白的“同怀”之情。

“同怀”之情，还有陈独秀与鲁迅，二人因新文化运动结缘。鲁迅评价陈独秀“爽快”，陈独秀称赞鲁迅“首屈一指”，彰显了对同道人的深刻理解与深切同情。对“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李大钊，鲁迅十分关心，并评价《守常文集》是“革命史上的丰碑”，可见其对李大钊的感情超越私谊，更多是对同时代革命者的关心和支持。

总之，“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共情的，是传统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血脉，是现代中国“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无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和“邃密群科济世穷”（周恩来《无题》）的壮志豪情。诚如作者所言，他们“心是相通的”，“是一种遥远、深切的呼应，一种心灵相通的回响”。

同时，全书有干货又有温度，读来如沐春风。如，作者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了鲁迅与周恩来为同宗同族，周恩来也与人多次强调“原籍绍兴”；二人如何在1919年错失了在南开大学见面的机缘；周恩来又如何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1952年，许广平在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时，周恩来称“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还有，冯雪峰替鲁迅买金华火腿赠毛泽东、毛泽东长征到达延安不久就借阅鲁迅作品集等故事，妙趣横生。

鲁迅常读常新，也常说常新。读着这本书，好像随之以“同怀”之心，开启了一次神交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