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华

2006年，胡玫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央视热播后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该剧以晚清商战为背景，以乔家大院为舞台，讲述了主人公乔致庸弃文从商，历经千难万险，通过开设票号、发展钱庄、做大布庄等多元化经营，不断扩大商业版图，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故事，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晋商的艰辛、曲折与辉煌，解析了晋商在商业经营、家族管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感、文化底蕴和商业智慧的电视剧，被誉为诠释晋商文化的经典之作。这部电视剧既带动了乔家大院乃至整个山西的旅游热潮，更勾起了世人理性审视晋商的热情。

山西地处山右，表里山河，外有大河、大山，内有高原，套用《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词，那就是“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因春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的故事，山西也被称为“三晋”。山西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又是中国商业的重要发源地，据史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与盐相关，盐为百味之首，山西池盐历史悠久，自然结晶成盐，为盐中上乘之品，顺理成章地变为最早的商品。

晋商历史悠久，滥觞于先秦，发展于隋唐宋元时期，兴盛于明清阶段，历代都有不俗的表现。早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山西池盐就催生了早期商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基于争霸的需要，就采取了“轻关、易运、通商、宽农”等政策，鼓励商人利用当地盐铁资源，开辟贸易线路，加快资源流通，促进商业发展，有效增强了经济实力，为晋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传晋国流亡公子计然还从晋商的丰富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商业经营的理论——“积著（贮）之理”，并被后来成为“商圣”的范蠡尊以为师。秦汉时期，山西人经常与匈奴在长城下进行边境贸易。丝绸之路开辟后，山西与西域的贸易日趋频繁。

到了隋唐时期，晋商进入了资源拓展时期。先是山西商人资助李渊起兵，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后商人或与皇室、官员联姻，或涉足科举，笼络士人，或用金钱、美色与官员勾兑，与权力进行捆绑。在权力的加持下，晋商的商业版图得到有效拓展，经营规模与区域不断扩大。宋元时期，山西商人因地处边境，参与马匹、盐铁贸易，在榷场制度下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财富，为下一阶段的崛起夯实了基础。

到了明清时期，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汪洋大海，晋商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人群体，内部组织日趋严密，外部扩张步伐加快，内贸与外贸并举，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称雄商界五百年，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增强国力做出了特殊贡献。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吾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鼎盛期的五个世纪，大致可分两个阶段，从明初到清中叶的300多年里，晋商抢抓“开中制”契机，经营盐业、粮食、马匹、铁制品等，或赚取地区差价与季节差价，或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或勾结官吏获取非法利益，逐渐发展成为资本实力雄厚、活动区域广泛、经营品种繁多的地方商帮，在全国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清中叶到清末民初，晋商发展进入新阶段，商品经营屡创新高，票号横空出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加速融合，商业版图加速拓展，几执金融业之牛耳，其资本实力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区域之多、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也是罕见的，可与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后来的荷兰商人、犹太商人比肩；到了清末民初，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晋商日渐式微，乃至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从史书记载与历史遗存来看，晋商的辉煌是有目共睹的：从经营品种来说，晋商的经营品种几乎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将触角伸到军事领域，主要包括绸布行、纸张行、裘皮行、油酒行、马行、茶行、盐行、典当行、粮食行、蔬果行、副食品等；清中期以后又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创了票号金融业，有“上有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经营区域来看，晋商经营区域由山西到内地、由内贸到边贸、由国内到周边国家，足迹延伸到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以至到了“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凡有麻雀飞的地方就有山西人”的地步，明代的晋商活动区域基本是“半天下”，清代的晋商活动区域则是“遍天下”。从商路来看，国内贸易遍及全国，诸如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赴边陲等；国际贸易也有固定商路，有船帮和驼帮之分，驼帮主要是指通过骆驼（包括骡马、牛车）驮运，经由陆路前往蒙古、俄罗斯、朝鲜等地；船帮则是指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用船向俄罗斯、东南亚、日本等地运销商品；从经济实力来看，晋商经过长期的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有的已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清乾隆三十五年时，国家财政收入为三千五百万两，而晋商三到五家大户财富总和就与全国财政收入相当。据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指晋商），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清中叶以后，随着票号业的发展，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晋商的经济实力更是与日俱增；从代表人物及著名商号来看，从明初到清末的五个世纪，晋商中涌现了一代又一代领军人物与知名商号，代表人物有临汾亢家、介休范氏、祁县乔氏等；知名商号有大盛魁商号、日升昌票号、协同庆票号、六必居酱园店、广升药店等；从商业组织与网络来看，面对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晋商内部逐渐形成了各种组合，有行帮、朋合营利、伙计制等形式，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晋商又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新要求，创办了票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后又快速开办分号，实行总号分号一体化管理，形成网络，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达百年之久。

或许是风水轮流转，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晚清时期，面对外资的挤压、官府的压榨，营商环境的恶化，晋商呈现出明显的颓势。如沙俄商人利用经济特权，包括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深入张家口、库伦及内地，抢夺晋商业务；又如，外资银行涌入中国，挤压晋商票号生存空间。再如，官府压榨更为严重，包括课税繁重、捐输频仍、其他勒索等。而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社会不靖等都堵塞了商路，致使晋商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加之，随着近代交通业的发展，西方列强纷纷开辟了新航道，如英法开辟上海港口航线，沙俄对华贸易由走陆路改为走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运，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流线路，山西逐渐失去了对俄、欧贸易要冲地位以及商业市场。面对动荡的社会与恶劣的营商环境，在对俄茶叶大战中、在投资矿产失利中、在票号转型失败中，晋商屡遭重挫，几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无可奈何花落去，驰骋商界500年的晋商变得一蹶不振。

当然，晋商的式微也与晋商自身的局限性有关。有的晋商存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致富以后，大肆购买土地，建造豪宅，或将大把银子沉淀在不动产上，或转变为高利贷资本，没有向近代工商资本转化，使山西近代工商业发育明显滞后；有的奢侈消费，比阔斗富；有的妻妾成群，追求个人享受；有的吞云吐雾，醉生梦死；有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将大把银子挥霍在骄奢淫逸上；有的晋商与官府勾连太深，与官府存有特殊的结托关系与利益关联，或与官员如胶似漆不分你我，或搞长线投资资助儒生入朝为官，或暗中帮助官员中饱私囊，甚至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有了权力的加持，商业经营活动固然顺畅，但也隐含巨大风险，一旦风云有变，犹如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三晋之行是短暂的，但收获却是满满的，那一座座深宅大院、一本本泛黄的账本、一块块商号匾额、一处处祠堂与会馆、一串串数字、一份份章程与合同、一张张馆藏图片、一条条贸易须知以及那座独有的平遥古城，仍不时在脑海中浮现，似乎在诉说当年的辉煌与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