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

《她乡》这个书名是赵子源定下的。

我与赵子源相识于2021年11月。其时，他供职于天津人民出版社，做得最畅销的一本书是和果麦文化合作的陈年喜老师的《微尘》，销量达到了十六七万册。

赵子源找我，也是抱着做书的想法。很显然，他高估了我。在写作这一块，我是半吊子加野路子，只写得了自己感兴趣的，或真正触动我的东西，根本达不到为出版而奋笔疾书的境界。其次，我和我儿子的日常开销一直靠摆摊卖货的收入支撑着。不出摊，就意味着没有进账。尽管定居浙江后我从未沦落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但一天摸不到钱，一天心发慌。草民的生计大于天。我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撂下菜市场的营生，坐在家里专职码字。

赵子源说，三姐，出书的事咱们不急，你按照惯常的节奏慢慢写，我慢慢等。

他这一等，就是两年。

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我和慈溪蜂农夫妻早早约好的远行计划搁浅了。一个做了周详的准备，决意离开，却被迫困于原地的人，何其的郁闷！那种情绪的落差，不亚于从沸点降至冰点。整整一年，我如坐针毡，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好在，我的担忧是多余的。2023年，封控全线解禁，蜂农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

赵子源知道我四月初将追随蜂农夫妻向北远游，说要来浙江与我碰个头。年轻人的话，我不会太当真。没想到，赵子源真的在3月21日的傍晚时分赶来了我居住的浙东小镇。那是我们的首次碰面，他看好我部署了一年多的追花逐蜜之旅，但我拒绝了他递出的橄榄枝。一方面是在他之前，我的第一任编辑苗梁婕预先来排了队，我也作出了口头允诺。另一方面，在旁人眼里，我义无反顾地挣脱了原来的轨迹，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中，貌似很勇敢很有魄力的样子。事实上，我的底气严重不足。蜂农辗转四方，离群索居，以简易帐篷容身，我一个没有丁点野外生活经验，体质不够硬朗的菜鸟能不能坚持走完全程，真不好夸口。万一中途挨不了苦，灰溜溜当逃兵了呢。丢脸没什么，不能如约交稿就麻烦了。比起悬在半空中的一纸合约，我更倾向先落实到行动中去。倘是顺利成文了，于情于理，我都该把书稿交到苗梁婕的手上。

赵子源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买卖不成，仁义在。赵子源返程前，对我说，三姐，蜂农这个题材目前刚起步，先放一边儿，你看咱们是不是能换个思路，合作一本别的书。

我说，写文章这件事在我的日常排序中，是位于摆摊和睡午觉之后，属于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不搞的“副业”。毕竟我不是真正的作家，没有半数以上的文稿，我不敢答应任何人。

赵子源笑了，三姐，我也是半路出家，大学里学的专业和文字编辑挨不上边儿，咱俩是不正宗对不正宗。

2023年7月，赵子源二度邀请我签约，他说他已在我既往的文章中选出了契合主题的五万字。正常的一本书，总字数十万到十二万，余下的部分，我从蜂场回家后，边摆摊边补写，哪怕到了规定的交稿时间，没有完成，也可以适当延期。

对方如此通情达理，我似乎没有理由不配合。那会儿，我依附蜂农夫妻落脚在辽宁朝阳北票常河营乡的荆条花场里。由于驻地是很多当地人白天也不敢涉足的老坟场，没有具体位置，我只能通过微信选了就近的地点发给了他。15号中午，赵子源和一个名叫李佳骐的同事根据定位在两三里外的村庄下了出租车。我骑着摩托车前去接应。常河营乡的道路坑坑洼洼，大小碎石子儿满地乱滚。一百二十斤的我，一百六十斤上下的赵子源，一百三四十斤的李佳骐，外加两只沉甸甸的背包，压得我那辆十二岁的铃木125龇牙咧嘴，一路怒吼着歪歪扭扭地回到蜂场（隔天早上我去赶集，发现车胎坏掉了）。帐篷里闷热难耐，我们三个人搬着小马扎，坐在蜂场外侧的四棵老榆树下签下了《她乡》的合同。我当时暗暗奇怪，光是合同上签两个名字，快递相当方便，他们何必要顶着高温天气专程跑一趟呢。不久后我才知道，赵子源把李佳骐领到常河营，是在完成交接程序。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调离了原单位，去天津古籍出版社任职，《她乡》因此转移到李佳骐的手上。

李佳骐精心组好了《她乡》的初稿，邀请了知名诗人陈年喜老师写了序，还预备启用余姚资深摄影师徐学栋老师的照片作为书中的彩插。一切有条不紊地推进到三审三校。快成书前，《她乡》的走向又拐了个弯儿。李佳骐来通知我，三姐，我们要和果麦合作这本书了。

传统出版社和文化公司携手，于作者而言，利大于弊。对原先组稿的编辑来讲，无疑是白忙活一场。果麦的编辑王奇奇调整角度，换掉了之前李佳骐选中的半数文章，定稿后呈现出来的《她乡》变成了一帧乡镇女性的群像。

王奇奇曾说过，人有人命，书有书命。

《她乡》，在我正式上市的五本书里，最是一波三折。就像我们这漫漫的，带着遗憾的一生里，有的人，注定是来助力我们的成长，有的人，注定供我们想念，有的人，注定与我们相守。

感谢经过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