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兰

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初看时是小人物的艰辛坎坷，再看时是人一生最深切的孤独。因了这份孤独，让人有种厚积的沉重感，使我们不断地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与人反复拉扯中，桎梏于真正的“百年孤独”。

这部小说分“出延津”和“回延津”上下两部。上部讲了“出延津”：一个叫杨百顺的人，一生似乎都很不顺。他叫过杨百顺，后来又改成杨摩西、吴摩西，最后还变成了罗长礼……为了谋生，他卖过豆腐，杀过猪，信了教，破过竹，挑过水……几经波折，可上天依然没有眷顾他。直到他出了延津，遇到一个寡妇，才安顿下来。谁知道，寡妇也跟他说不上话，跟别人跑了。为了应付一下找老婆差事，已经化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带着养女巧玲上路了，没想到在新乡旅店，他把唯一能跟自己说上话的巧玲给弄丢了。吴摩西跑遍河南各地，没找到养女，却看到了恩爱无比、有说有笑的吴香香与老高，他想杀了他们，可又释怀了，或许他根本就不该跟自己聊不来的吴香香结婚。万念俱灰的吴摩西去了陕西西安，因为那是最后一个有可能巧玲被拐卖的地方。

下部讲的是“回延津”：故事要从曹青娥（巧玲）的儿子牛爱国讲起，也就是杨百顺的外孙。带着母亲（巧玲）临终的遗愿和自己“找不到说得上话的人”的困惑，牛爱国以为找到外公吴摩西，不但能完成母亲的遗愿，还能解答自己的困惑。可真正找到陕西咸阳时，吴摩西已经去世多年。他得到了外公的遗物：一套教堂设计图。那是当年传教士老詹的遗物，可惜吴摩西没能实现老詹盖教堂的愿景。设计图的背后有两行字，一行是老詹留下的：恶魔的私语；一行是吴摩西留下的：不杀人，我就放火。牛爱国一脸懵，读者却看到了共性的悲凉，他们都活得不如意。无论是儒家的积极用世，还是天主教的原罪救赎，他们都无法用信仰过好破碎的生活，正如刘震云的另一部作品的名字——“一地鸡毛”。

当我读到第九章的开头时，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扑面而来。“杨百顺七十岁的时候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神父老詹，是件大事。”这简直就是在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致敬，那个神开头，一下子把时间与空间扩充成了四个维度。所以称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一点也不为过，更何况他们还表现了相同的主题：人本就生而孤独。

一个人的孤独不算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那才是真正的孤独。我们穷极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知己、朋友、夫妻、同事、圈内人……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去找一个能听懂我们废话的人，能理解平视我们不怼不杠精的人。我们似乎在寻找一个“他者”，一个“主”，一个“救赎”。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最多只能是个信仰，现实中却不存在。用心理学上的话来讲，就是当你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时，你就注定失败。

生而孤独并不可怕，无人懂我也并不令人绝望。可怕的是，一切都是荒诞的。这种荒诞就是命运的随机性，事件的偶然性，境遇的无秩序性，周遭的无规则性。我们生而自由，可精神的自由在无序的荒谬世界上，更是一种残忍。《道德经》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活着，没有囚笼，没有监狱，貌似每一步选择，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就像杨百顺可以选择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谋生手段，甚至是找不找自己的媳妇，但似乎他也没法选择，有一只宿命的大手推着他往前走，往远走，直至死亡。

但我们也不悲观，刘震云结尾告诉了我们活着的样子。宋解放在电话里问牛爱国：“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要不回来吧。”牛爱国回答：“不，得找。”其实，牛爱国想找的不是他们俩，他应该去找说得上话的章楚红，这是人对“说得着”的永恒追求。也许这样的寻找最终还是落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孤独与寻找本来就是人生常态。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成年人的孤独，悲喜自渡。也许这就是每一个“杨百顺”注定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