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我出生的时间几乎跟供销社的诞生同时，我有机会见证供销社的成长、发展、壮大，也感受到改革岁月供销社的阵痛。

我上小学时，天天从大队办公室门前经过，供销社的一个代销点就设在大队部的房子里，那便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供销社。

代销点人家的孩子多，女孩一溜儿都叫琴，大琴、二琴、三琴、细琴，男孩都叫生，和生、平生、友生。代销点女主人四十多岁年纪，皮肤很白，体态丰润饱满，穿的衣服也好看，颇令附近的农人们羡慕，前来买东西的人都愿意多看她几眼。大琴二琴已十几岁光景，她俩经常在门前路上打羽毛球，跳起来接球的时候，衣服下摆会飞起来，最是惹人注目。代销点里有一部电话机，是大队部的产物，因为大队部不常有人，所以就装在代销店里，如果谁家有电话打进来，女主人会跑到离人家不太远的地方呼喊这家人的名字，声音拖得长长的，附近的很多人都能听到。平生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他在家里属于不待见的人，就愿意跟我们玩。我也乐意跟他接近，因为他家的三琴比我们差不了几岁，跟平生玩，就有机会跟三琴说话。三琴跟她妈妈一样，皮肤白白的，眉梢上有颗痣，我一直觉得很好看。我长大后，代销点换了人，便不再知道几个琴女的去向，平生我还是知道的，后来他在一家食品站当了站长，便跟我少了交往。

高中跟我同坐的康同学，因为父亲在供销社当什么经理，便顺理成章进了供销社。计划经济年代，商品缺乏，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康同学虽然不直接负责经管这些票证，但他人头熟，又有父亲，事情就好办。看到他身上穿的是的确良衣服，骑的是新永久牌自行车，有一种时代骄子的感觉，很让人们眼红。

康同学在供销社门市部一段时间以后，转入棉花收购站当棉检员。棉检员是个很吃香的岗位，全镇的棉农几乎都认识他们。我虽然在单位工作，家里每年还是要种几亩地的棉花，因此，每年的秋天都要到收花站向棉检员们点头哈腰几回。我一直觉得康同学为人正派，不像其他棉检员，他决不会因为是老熟人或者老同学就对我实行倾斜。我在他那里卖过几回棉花以后，便不再想走他的“歪门邪道”，老老实实地到门面上走程序。康同学家那几年红火起来，他率先骑上了摩托车，不几年，在农村又先人一步建起楼房。

建东是我同事的儿子，在供销社百货经营部做营业员，我们便熟识起来。跟建东合一个柜面的是一个叫桂兰的女孩，生得不算漂亮，但爱打扮。那天，我去找建东想买点火油，建东不在，只有桂兰坐在柜台后面。但见桂兰的眼睛红红的，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显然是刚刚哭过。碰上建东后，我问及这件事时，建东笑着给我说出事情的原委。原来有一个爱捉弄人的促狭鬼，那天，来到桂兰柜面上买了点东西，找钱时，他硬说桂兰少找给他一分钱，桂兰说是“四舍五入”，促狭鬼不依，说：“这四舍五入不能老是你入，你也该让我入一回吧。”桂兰起初没听懂，还同他争，促狭鬼在大厅里大呼小叫，弄得大伙儿听了都捂着嘴笑，桂兰这才明白促狭鬼的用心，一时气得哭起来。桂兰后来调到供销社会计室做统计员了。

我的堂兄弟比我大一岁，我们一起上初中，初中毕业，他没有读高中，而顶替父亲进了供销社，在废品部收废品。废品部里，什么废铜烂铁、发辫猪毛、坏鞋破布、羊皮黄猫皮等等都收。在那个年代，就那种臭烘烘的地方也是很吃香的，不少猎户和养羊人都成了堂兄的酒肉朋友。堂兄也曾是我巴结的对象，我瞄准的是他收购的旧书，过一段时间就到他那里去翻翻，找到过《战斗的青春》《苏联英雄卓娅》等书。

供销社改制以后，我的供销社那帮弟兄们各奔东西，能者仍能，庸者还庸。他们中，有的成了国有企业管理者，有的当上了个体老板，当然，也有如我堂兄者，跟人外出打工，居然没有人要他，灰溜溜的。

供销社成立以来，在农业生产服务中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法抹杀。而现在，蜕变后的供销社在为农服务中开拓创新，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