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毅

郭可慈老师于2002年逝世，至今已近20年。他去世时70岁。我和郭老师相差31岁，郭老师生前把我当子侄和文友看待，如果郭老师活到现在，肯定会给我很多帮助和指点。

郭可慈老师和我家是世交，我祖父是郭老师夫人的老师，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郭可慈老师的学生。郭老师和我父亲后来又都在正场中学任教，我们两家子女都做了郭老师和我父亲的学生。在正场小镇上，我们两家十分友好，也成为传播文明火种者。

郭老师是如东人，南通师范毕业后，在正场小学任教，和女教师金亚男恋爱结婚，郭老师就以正场为家了。后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分到南通师专任教，后下放到正场中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调通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并任了十年通州市职称评审组外语组长。

我小时候，常从父母的嘴里听到他们对郭老师的评价，知道郭老师知识渊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文章。郭老师也常到我家来串门，他和我父亲当时都是正场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父亲创作的小戏也常在县、地区一级的会演中得奖，他们谈论的话题就多。他们交谈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谈论到的小说和古文，有时我也找来读读看看。1993年我调到通州市文联后，特别是1997年居住金沙后，常骑自行车穿越大半个金沙城，到郭老师那里喝茶聊天。有时，郭老师不在家或忙，他夫人金亚男就陪我聊天。金亚男，我们正场老街上的人都称她为“金先生”，因为她知书达理、尊敬丈夫、勇于担当。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比较时尚的人。普洱茶开始红火的时候，好像是1998年，他就泡了普洱茶给我喝。他说，《周末》报和《扬子晚报》都在热捧普洱茶，他也买了一点。可惜，我当时对普洱茶知之甚少，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沪宁高速公路开通，郭老师告诉我，他第二天正好从南京返回，他本来坐汽车从江北走，因为要见识一下高速公路，特地走沪宁高速，坐车到苏州，再在苏州住一晚，第二天起早到老字号的面店，吃碗面回来。他说，人生其实就是个体验的过程，什么东西最好都品尝一下，什么事情都要经历一点，这就叫丰富，也是一个作家或读书人应有的态度。正因为此，郭老师每到扬州，有时间都要到“富春茶社”去吃三丁包子，他还把这写到了文章里。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十分珍惜时间的人。他喜欢外文研究，出过好多书，他又热爱中文，是个作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通州进修学校分给他一套楼房，后又在原做教室的老平房里，辟了一个单间给他，郭老师把它当作书房。每天上午8点不到，他就从楼上下来到书房去了，在书房里一个人读书写作，不到11点，肯定不回家。有时，11点半了，还要他夫人到书房里喊他回家吃饭。吃过中饭，下午2点左右再去书房，不到下午5点基本不回家。郭老师告诉我，他对吃饭应酬不感兴趣，人越多他的话越少，有时就笑笑而已。

我记忆中的郭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有篇散文《庭院前的白玉簪》，写在台湾的远亲来老家访亲时。离别时，远亲想带点故乡的泥土和植物什么的到台湾去，郭老师马上就拿起了小铲，从屋前小花圃里，从绿油油的白玉簪中分出一簇块茎来，还写成了散文，这就很有文人气了。一般的人会说，带植物什么的没意思，我送两瓶酒给你，而这个“分”出的“一簇块茎”，自然就让人想到南北朝诗人陆凯的诗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郭老师家里有几千本藏书，他退休后有段时间，被福建泉州聘用，他把聘用所得的钱，大都在泉州买了书，打了好几个包，邮寄回来。我几乎每次去郭老师家，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又买了什么新书，这些书好在什么地方，陶醉兴奋的表情让我难忘。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我在书店里犹豫一本书要不要买时，只要一想到郭老师，肯定是买。

我和郭老师交谈过多次，有时也到深夜11点。郭老师从没在我面前谈论过别人的是非，也没在我面前诉说生活的艰辛和困惑。事实上，郭老师由于出身大户人家，遭受许多不公，他的一生有时也是尘土飞扬。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和灵魂是高洁的，远在尘土之上，他有他生活的信念和坚韧。他用这些信念和坚韧，战胜了生活的曲折和艰难，使郭老师原本就有一米八的身躯，回想起来显得更加俊朗和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