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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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术界和文学界有一个可悲的共同点：思想的贫困。学者不再将思想当作其责任，作家不再将思想当作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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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仅对开国皇帝刘邦颇有不敬，对“现任”的汉武帝也多有指摘，其有直面政治的勇气，自不待言。批评者遂指《史记》为“谤书”，正是他的光荣。
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前有所承，后有所继。我想到两位不同时代的史家及其史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谈迁《国榷》。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是研究“本朝”历史；都有考史的功夫，以史料的搜集、排比、辨析见长；作为钻故纸堆的史料家，都有直面现实政治的精神。李焘之于赵匡胤、赵光义，谈迁之于朱元璋、朱棣，皆涉及“重大的历史问题”“敏感的政治问题”，而皆能出于史家的良知，以直笔出之。他们都堪称太史公的继者。
当然，两位史家的出现，也不无客观条件：李焘身处两宋之际，谈迁身处明末清初——皆逢政治高压减弱，文网转疏，作为史学家的思想遂能趋于解放。
一般来说，“盛世”多“官史”，“末世”多“私史”。而李焘、谈迁之可贵，在于他们是以“盛世”的功夫来做“末世”的工作，以“官史”的规模来做“私史”的事业，非有绝大的毅力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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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自然界，就像坐在摩天大楼上的旋转餐厅，我们的视角和视野始终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风景，更多的风景；而我们看历史，则像坐在游乐场的摩天轮上，我们的高度不断变化，视角不断变化，当我们身处不同的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有不同的观感。
对于自然界，我们的认识只是不断地增加；对于历史，我们的认识既在增加，也在不断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