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明

在旧社会，我家是贫苦农家。西亭东乡八总河边，孤零零三间草房。家人无一识字，靠租种地主的小块土地和纺纱、织布、打草鞋，苦苦度日。一年到头，吃的是元麦粯子、玉米粯子，很少见到米。青黄不接时还以麸皮、豆渣、豆饼充饥，连讨饭都没个去处。1945年冬，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搞土地革命，我家分到八九亩地，这才开始过上心里亮堂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17日，日寇从南通姚港登陆。7月15日，日本鬼子从南通途经西亭去金沙，在西亭见人就开枪，打死五人。日本鬼子从我家房子北山头的八总马路东去，乡亲们躲在南头的沟岸草里，不敢发出一点儿响声。当时我才出生373天，幸好没哭，否则为了保住大家性命，我很有可能被母亲堵嘴闷死。日寇侵占了金沙、西亭等镇，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敌人害怕了，撤回南通城，我们这一带才免遭大难。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10月，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还乡团”侵占了金沙和全县重要集镇，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和翻身农民。11月1日夜，新四军九分区七团在梁灵光司令员的带领下，从骑岸镇东张家沙出发，经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到达西亭镇，深夜11时，对敌人驻守的据点发起猛烈攻击。此战消灭土顽100多人、俘敌76人，保卫了土地革命，保卫了翻身农民。大家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新四军，老百姓不知要遭多少难啊，共产党就是人民的保护神！

我7岁时，祖父送我到离家一里多路的吴氏私塾开蒙读书。祖父对先生说：“我家穷，祖辈没人识字，我们想让这个孩子识几个字。”就这样，从第二天起，我每天吃过早饭就背着祖母用青布零料亲手缝的书包“上书房”了。在吴老先生的私塾，我读了两年多时间，《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全部会背，常用字基本认识，写大小楷毛笔字也有了较好的基础。

1945年暑期，在地方民主政府的动员下，西亭东乡十三总的钱国安在家乡办了所小学。我们在吴氏私塾书念得多一点的几个孩子想到那里去，吴老先生开明，没有阻挡。我们读共产党的书，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钱老师给我们讲新四军的战斗故事，教我们唱新四军的歌，还组织我们开展防身体育活动，大家高兴极了。我们感到民主政府办的学校好，由此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加深了感情。

1946年底学校因国民党反动派扫荡而停办，从此直至1949年年底，我11岁到13岁三年时间，再没能到什么地方去念书，在家跟着大人做田里生活和学习纺纱、织布。

1949年2月2日南通全境解放，下半年西亭小学就复办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招收各年级学生。我喜出望外，立即去报名，1950年初上了三年级。那时学校鼓励成绩好的学生跳级。我1950年下半年就读了四年级，1951年上半年读五年级，1951年下半年读六年级，连连跳级。1952年上半年我15岁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考取南通市一中。

初一第一学期开学，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把我送到学校。此后，我在市一中学习生活了六年。学校的伙食标准是每月8元，国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可我每月2元的伙食费有时还交不出。有一次被停伙，饿着肚子躲在寝室里偷偷哭，林校长知道了，给我交了伙食费。那时，南通市一中是向全南通地区招生的，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老师们说，要不是共产党，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到中学，要好好争口气，学出个样子来。老师们的关心教育，在我心中燃起了一把永不熄灭的火。冬天，身上衣服单薄，上课冷得发抖，我一下课就和几个同学去操场跑两圈再回教室上课。夜里，又薄又硬的被子挡不住寒气，就不断蹦跳，等身上发热后再钻进被窝。任凭生活怎样艰苦，我学习上从未松过劲。从初一到高三，我一直担任班级、学校的主要学生干部，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初中毕业免考直升本校高中。

1958年我高中毕业，正逢急需培养中学教师，南通师专创办。师专党委书记、校长亲自到招生部门挑选录取品学兼优、适合当中学教师的学生。我原先的理想是上北大，当作家，老师们也认为很有希望。录取师专后，我正视现实，理智地改变方向，决心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师专学习，我几乎没什么经济负担，两年后就当上了南通县师范的语文老师。后来又先后到石港中学、金沙中学、教育局教研室工作。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安心于教育岗位，热心于教育工作，潜心于教育研究。意在事业，意在学生。我教了23年高中语文，搞了15年教研工作，得到了学生、家长和同仁的认可和好评。1984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的家人全部有大学文凭，有六人是中共党员。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