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雯

提到狂欢，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街头聚会，肉林酒池，毫无节制的画面。这要归功于现代媒介总是把狂欢标语和这一类的海报、视频拉郎配，并说自古希腊时代，众神狂欢莫不如是。百货商家、餐饮杂铺们也会趁机凑热闹，要释放自我，要买买买，于是乎管他符不符合国情，圣诞狂欢夜，情人节狂欢派对，盛夏嘉年华等一拥而上。乃至好几十年里，迷恋追求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小团体，也会时不时搞出些睡衣狂欢PARTY，诗歌狂欢夜，旗袍狂欢趴等，搔首弄姿口吐“文艺”。

于是醉也醉了，闹也闹了，虚无也虚无了，反省也反省了。但是总觉得现代的狂欢少了些什么，这只是给纵情声色扯一面遮羞布吗？

狂欢，从原始人时代便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国、印度、意大利、土耳其、伊朗和埃及，这些地方均有表现狂欢岩石艺术，人们手舞足蹈，庆祝着某种我们未知的事情。

狂欢，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感染，比如岩画中的狂欢最早可能是为了御寒或御敌之故，渐渐成了一种规则、习俗。有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比如《史记·殷本纪》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长夜为饮”，这种狂欢将饮食男女糅杂在一起，虽然让商纣王落下了腐败的罪名，不过辩证地看，商纣王也是遵从了上古遗风，奔放的性自由是其表，摆脱人间劳苦是其核，君王和百姓一起，参与到与神同乐的事件中来。生死繁育，都是人间大事，也是国家大事。到汉代，逢着春节、元宵、七夕狂欢的文献著述更多，细读下来，无不是充满了“天下王土，非我莫属”的政治意义。

不过从考古遗址中走来的雕塑，更加佐证了我们对严肃狂欢的思考。宏大又精致的祭祀场景，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从眼神到肢体语言，猪羊犬马，乐器酒瓶，狂欢元素应有尽有。他们手舞足蹈，他们叩天问地，严肃发自内心，快乐犹如天然。

最有声望的要数1955年-1960年出土于现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的青铜贮贝器。它是用来贮藏当时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海贝的罐子，类似于存钱罐。它夺人眼目的地方在于贮贝器盖上的诅盟场面。此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是西汉时期的作品。盖子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一次古滇人祭祀的狂欢场面。顶盖上铸有52个人物和一头猪、一只犬，中央立有一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一只虎。柱右和柱前是三个或被双臂反绑或戴锁枷的裸体人，当为用来祭祀的牺牲。坐在祭祀台的是古滇国能力超群的女巫，她手拿鸡卜卦，口中念念有词。在她不远处，一个个被捆绑的活人作为祭品即将被杀害。众多参与祭祀的人，神态各异，或垂手或抱肘，其中不仅有跪立受刑的奴隶，还有刽子手与押送奴隶的官吏。在祭祀建筑后面还放着两面巨大的铜鼓。

这祭祀的场面虽然血腥，但却是从上至下的狂欢，这广场犹如一个热闹的集市，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人神共乐。除了祭祀，这也是商品流通，商品交易的吉时，从雕塑上能看到，有的高鼻深目，有的蓄着长胡子，有的耳挂大环，有的头上顶着箩筐，还有牵着牛马驮着货物赶来的商贩，这一定是个好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参与这次祭祀，来互通有无，美酒美食，尽享其中。

古滇国是一个与西汉王朝同时存在的少数民族国家，在《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古滇国的风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之”。凡是有大事，古滇人都要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的典礼，是为诅盟。

这是最传统、最严肃的狂欢，敬天，敬地，敬众生。古滇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中享有声望，在祭祀的日子里，除了本地的滇国人，还有大夏人、三苗人来此地瞻仰威仪，寻找某种契机。

古代狂欢的雕塑类文物并不多，因此显得珍贵，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狂欢文物。

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文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契穆文化时期（公元900年-公元1470年）的双室黑陶瓶。整体高19.8厘米，长27厘米，宽14厘米。这个黑陶瓶分为两个部分，正面是一个水壶，背面是一个祭祀台。中间由一条弯曲的柳叶状的陶片连接。后面祭祀台底部有一个立方体基石，基石上站满了狂欢的各色人等，拿着打击乐器摇铃的，拍手鼓的，举手喝彩晃动身体的，地上还摆放着几个或立或倒的酒罐，有一个坐着的人正在捣弄酒瓶，这些人的眼睛硕大圆瞪，散发兴奋的光芒。载歌载舞的情形十分生动，愉悦。

而他们所面向的却是一个比他们都要高大的人物，此人物双手反相束缚，头上戴着新月形饰品，绑在那块柳叶形石条上，仿佛正在接受命运的安排或是即将到来的神圣。观者不禁会猜测，这是在祭祀狂欢吗？这个被缚的人是牺牲品吗？为何他的眼神也充满着兴奋的光芒？不过也有可能这位高大者是已故祖先的尸体。保存已故祖先的尸体并定期祭拜在契穆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生者带来福祉。

此物现由位于秘鲁的拉鲁克博物馆收藏，因为2020年来到中国山西、天津、重庆等地巡展，才让国民大开眼界。

从这祭祀狂欢时刻的双室黑陶瓶中，回望契穆文化，也是十分璀璨。契穆人的首都昌昌古城位于秘鲁北部特鲁略市西北郊4公里的沙漠地区，占地36平方公里。“昌昌”在契穆语中代表太阳的意思。全盛时期昌昌拥有7-10万居民，是西班牙殖民者来之前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契穆国王以最高神明的代表自居，王室里的侍从分工精细，有伺候洗澡的 “侍浴”、吹海螺号角的 “司晨”、负责出行的 “司马”、在国王必经之路铺洒海贝粉的 “礼官” 等。分工精细，说明了契穆人在手工艺上的完备、优良。

同一行业的工匠毗邻而居。考古挖掘发现在同一个家庭中会同时进行金属加工和纺织，因此家庭中的男女都可能是工匠，但契穆社会禁止工匠改变其职业。工匠们所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贵族阶层使用，还互相销售，又或者供居住在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民使用。

双室黑陶瓶，只是契穆文化时期无数精良陶瓶中的一个。

古往今来，从墓土中走出来的狂欢雕塑着实不多。这两款代表中西文明的祭祀狂欢雕塑，有某种相似。中国的是用来装货币的，秘鲁的是用来装水的。狂欢的人和神灵在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容器上，是副歌，是烘托，也是提炼和升华。因为这些容器都和人类的性命、生活质量有关，把祭祀的深远之意加固在这日常器物上，文物便拥有了格外的深意和能量。

狂欢，并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它严肃、敬重，是在此刻等着看见、听见神的话语；它是外在的恩赐，是人类值得争取的面包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