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雯
当大量的旗袍走进博物馆，会让人恍惚，是否误入了成衣橱窗？欲望在晦明晦暗的空间里游荡，时光在倒退还是舞台即将拉开序幕？
女人身上的两片布，承载着爱情与阴谋，主权捍卫与侵略蚕食。这不仅是一个时尚的流变，也是文化运动的角斗场。清末、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两片耗尽心血的绸缎里，风起云涌。
旗袍本是清代人的日常服饰，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海派旗袍应运而生，并以其新异之貌，打出徽号，这就表明了要和北京，这个皇城之地的文化，平起平坐。而海派旗袍的发源地上海，更是成了妇女运动解放的重镇。
上海历史博物馆以文物之名，收藏了五六十件清代直至民国时期的海派旗袍，似乎要给这个时代的风流云变，制作一份华美的标本。
汉族女子自古以来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到了晚清仍是上袄下裙的穿法居多。短衫长裙，一般要系上绸带。裙子普遍设计宽大，样式多有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清代女性旗人所穿之袍，衣身宽大，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袍长至脚踝。晚清时期，作为全国时尚风向标的上海，虽然女装争奇斗艳一年数变，但是基本的形式仍旧为上衣下裙或上袄下裤。中式的袍褂、衫袄、马甲、裙、裤等还是上海传统风格女装的主要品种。
博物馆里最典型的是一件黑地盘金绣镶花边对襟褂。这件袍底色为黑色，衣服表面刺绣有金线、银线交错的曲线、花纹，金葫芦、金叶、金团盘中有金线和红线交替绣成的牡丹花。肩部、前襟、底部，则以白色为底，绣有人物花卉、假山楼阁等，有工笔人物画的风范和情节感。通体而看，衣服有一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富贵福禄之求，这种意蕴弥补了总体造型平直而宽松的不足。
晚清时期富贵人家里的袍服，对细节是“不怕繁”，尤其舍得在边襟上做细功夫。
紫地镶绣花边大襟袍便是一个典型。此袍在衣领、袖口、门襟、下摆开叉等处装饰都费尽心思。红、紫、蓝、白等花卉、蝴蝶交错而行，袍身整体呈上窄下阔之形状，上身和袖子部位裁剪合体。
富贵不足看。那么平民的日常便装是何种呢？印花白杜布女袄，白色为底，藏蓝色的蝴蝶和葫芦满布。看上去素净，清爽。便于洗衣打扫等劳动。其实这种服饰风格在今天仍旧有延续，不过多采用棉布或棉麻布，上了藏蓝色花纹。又名休闲风或民族风。
这一时期的海派旗袍还趋向于保守，多有京派旗袍的风格。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海派旗袍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腰身和袖子上做了改进，流行起了倒大袖，也就是上窄下宽，比如一件湖蓝绸面印花圆摆女夹袄，就很典型，领口、门襟、下摆处均有黑缎滚边。
倒大袖短袄，十分受年轻女性欢迎，一度被称为“文明新装”。同样是上衣下裙的搭配，此案样式在当时也可谓是极其大胆的时装了。
软缎豆青短袄，继续低调奢华的风范。豆青色的面料上，有夸张而繁复的暗纹，是中国最常见的那种富贵之气。不过从这件短袄上可以看出袖子的改变。“改良版的倒大袖”，裁剪出了更合体的窄袖，保留了收腰和圆下摆的特色，这样风就不会恣肆地从袖子里灌进去，可谓是又御寒又美观。
一款米色植绒镶花边长袖旗袍，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热门款式。旗袍衣长至小腿，衣袖还留有一些倒大袖的痕迹，衣缘镶嵌有较宽的花边。全身的植绒成圆圈状，中间有褐色小点为中心点缀，是一种抽象了的板栗或荔枝，有含蓄美感。
植绒面料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一种主流，因为它对光线的折射不同，手感细腻，不少旗袍会选择在植绒面料上下功夫。比如一款植绒花卉短袖旗袍，朱红色的牡丹与浅褐色的玫瑰，一朵接一朵盛开在米色植绒旗袍上，透露出欲望和生命力。滚本色缎边，斜襟，简约又不失华贵。
黄地绣花缎面衬绒旗袍，长及脚踝，裁剪出了合体的窄袖，腰身略收，浅黄色断面上绣着橘色花卉图案装饰，素净文雅，又不失雍容。
当时的一般旗袍开襟都用暗扣，外表用花扣装饰，所采用的团多为龙、凤、孔雀、福、寿、喜等吉祥图案，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
20世纪30年代，旗袍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妇女最时髦的服装。旗袍受到西方哥特、巴洛克、洛可可等美学以及立体服饰的影响，也开始向立体服饰造型转化。而海禁开放，外国衣料大量涌入，对服饰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领子的设计，先是崇尚高领，后来又流行低领甚至无领。袖子时而长过手，时而又短至肘部。两边开衩很高，腰身变得极窄，更凸显了女性的曼妙身材。虽然纯西方的礼服和长裙已经在上海女人身上开花，但海派旗袍的中西融合也丝毫没有逊色。
据史料记载，彼时上海时装的核心是美术，往往由设计师在报刊上刊登设计款式，待读者看中制为成衣。画家参与进来，旗袍就引进了山水画的意味，比如适当“露体”，可能就是留白的一种表达。无袖旗袍出现了。
无袖旗袍对女人身材的要求则更高，比如不能手臂太肥太瘦，腋下之物需处理干净，红面绣花无袖旗袍就是这样。偏西化的无袖、收腰、收臀，来显现女性的人体美。中国红的真丝面料上，在胸部、腰身以下镶嵌有红花黑叶的繁枝。黑底白色花叶刺绣做滚边，热情又不失精致。
旗袍上的领子可不可以随意拆换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突破传统的一种方式，在正式的场合要把旗袍的高领高高竖起，在闲暇时候，姑且取了吧，一边凉快去。
其实假领的设计最早始于1820年美国的设计，当时是用于男性衬衫领的可拆卸，箭牌领也因此得以确立。后来的四十年里，假领子风靡美国，专门生产假领子的工厂也应运而生。西风东渐，海派旗袍也吸收了这种服饰观念。
衣如其人。如此折腾的旗袍，大概和上海女人一样，在不断尝试和自我革新自己的命运。
1935年，由蔡楚生执导的电影《新女性》上映，阮玲玉饰演的知识女性韦明遭遇婚姻失败后，期望依靠自身力量和女儿生活下去，在事业和情感中，她不妥协不顺流而下。一身旗袍的韦明，浑身却是显现挣扎与改变命运的一股力量，虽然电影是个悲剧，但在过程中的“折腾”，何尝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演越烈的新文化运动本身？
旗袍是具体，亦是象征。
为了减少成本，设计者省去了刺绣的繁复，开始采用直接印花在旗袍上，花色更多了起来。还有直接以“海上花”命名的旗袍。上海的城市之花是玉兰，张扬、洁白、硕大，将玉兰镶嵌在旗袍中，明暗交替，有今朝一切美好落于闺阁中的意境。仿佛女人也随着旗袍上的玉兰一同芬芳起来。
直至今天，各种改良的旗袍还在生活中出现，与旗袍有关的文化还在延续，比如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十里洋场里的中西方文化交融。而一代代手艺精良的裁缝手工艺者，也让两片云裳，充满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