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冲

“新年新岁唱春来，恭贺新禧把头开，敬祝合家都有喜，今年一定大发财。”“红招财来绿招运，我把利市送上门，老爷小姐新春乐，命好运好财源滚。”这是过新年时走村串户的“唱春”艺人和“说利市”艺人上门贺年的唱词。

“唱春”与“说利市”，曾是海门的同一种习俗在不同地域不同叫法，海门南部的“沙地人”称之为“唱春”，北部的“江北人”（通东人）则称之为“说利市”。唱春、说利市，充分结合了海门的风土民情，因而曾风行于海门的基层群众之中。

唱春，俗称“春调”源于江南，是从吴歌的艺术升华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曲艺。《辞海》载：“唱春调，即《孟姜女调》，亦名《四季调》，民间曲调，清代流行”。唱春有单档和双档二种。唱春的工具有小锣、小鼓、敲板等（一般都是特制）。但海门的唱春艺人的工具还有“联辖”（又称“联湘”，一种在竹节中穿铜钱的乐器，竹子一般4—6节，每节串2组铜钱，演唱者一边唱，一边用“联辖”敲打自己的四肢等）。“唱春”的时间一年四季都可以，但主要是在春节，因为“唱春”顾名思义，即在贺新春时进行的演唱。“唱春”艺人的唱词内容，多是吉利话。

“唱春”艺术最早在海门的出现，是作为一种“讨饭”谋生的手段而产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三：

其一，唱春艺术的发源地就是江南的古常州（澄、锡、常一带）。而海门的移民，其祖先主要来自江南，他们有的是垦荒迁徙过来的，有的是摇船漂流定居下来的，有的本来就是“唱春”流浪过来的，所以“唱春”对许多海门人来说并不陌生。

其二，海门是泥沙冲击而成的沙洲，北临黄海、南濒长江，受到江海的夹击，涨了又坍，坍了又涨，反复无常。每一次海潮、江坍无数灾民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许多人只好流浪为生，不得不“春唱”谋生。

其三，清中期（1768年）前后，海门虽不断涨出了新土，但开始时土地贫瘠，农民交了苛捐杂税后所剩的粮食不能解决全年的温饱，只能通过手艺活、跑码头、讨饭等去维持温饱，而“唱春”也是其中的一种重要选择。

“说利市”（《海门县志》语），笔者认为实际上应是“说利事”，它和“唱春”的唱腔、唱词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主要的区别是：唱春以“唱”带说，而说利市则以“说”带唱。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是：“沙地人”唱春是以“讨饭”（赢得同情）为主要目的，而“江北人”说利市则以讨人欢喜（得到赏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前者就要讲究一些形式，才能使人动心而慷慨解囊。而后者都是祝福、道喜之类以得赏钱。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呢？据考证“江北人”的祖先，也来自江南的常州，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明初“洪武赶散”中集体强迁过来成为盐丁的。为了防止盐民逃跑，明朝对盐丁采取了严厉的监管措施。据史料记载，明代把煎丁（盐民）当罪犯一样管理，除了对煎丁“确定产额”外，还规定煎丁不得在官府当差、不得投充军人、甚至还“不得卖身富户为奴”，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因此煎丁除了煎盐之外，不能从事其他职业（甚至讨饭也受到限制），并且“子孙世代只许以盐为业”，所以他们只能用“说利市”的方法讨好上司（或）地位较高的煎丁。

上面说的是“唱春”和“说利市”产生的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唱春”和“说利市”那流畅的小调、动听的歌声、幽默诙谐的说词逐渐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风行于基层群众之中。因而还产生了一些专职艺人，他们不仅春节“唱春”“说利市”，就连婚庆喜事也去“唱春”“说利市”。如吃寿面、砌新房、娶媳妇等也请这帮艺人。有的艺人口才利落，能够即兴表现，见到什么说什么，常常引得满堂大笑，把喜庆气氛引向高潮。当然多数艺人都是表演一些传统的节目，如《十张台子》《十把扇子》《十个铜板》等。还有许多是情歌，如《十约情郎》《庵堂相会》以及《小方卿唱道情》《孟姜女哭长城》等。当然“唱春”“说利市”也有悲情调的歌，如《哭七七》《哭望郎》等。祝寿时艺人的唱词有：“大鞭炮放来响叮咚，小鞭炮放来二麻笼，老爷子福大众人贺，寿赛过南山不老松。”砌新屋时艺人的唱词：“新造新屋新堂堂，铜门银窗亮畅畅；金鸡高眺屋脊蹲，代代都出状元郎。”主人如给赏赐时艺人唱：“主家奶奶给我糕，你家代代儿孙做官高。”“主家奶奶给我团，你家子子孙孙中状元。”

唱春说利市，即将在海门绝迹的这朵民间艺术奇葩，愿它能继续开放在海门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