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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通三一八斗争的认知和评价

2020-03-16 10:35:22 来源: 南通网

南通日报-关于南通三一八斗争的认知和评价

□钱炜

南通三一八斗争因其斗争的首发与主要形态——游行示威请愿,发生在1946年3月18日的南通城而得名,而三一八斗争不仅在3月18日那一天。它还包括之前传达讨论落实一地委指示、成立南通文艺协会暨欢迎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筹备委员会,之后文艺协会为招待执行小组举办茶话会、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手制造南通惨案、我党对南通惨案的抗议和人民群众的声援等。据此,我们应将三一八斗争与南通惨案视为紧密关联,互相融合的同一历史事件。

三一八斗争的规模一指游行示威请愿的参加人数,二指声援南通惨案的区域。当年,迎接三人执行小组的队伍除文艺协会外,均为反动当局所组织。文艺协会成立大会记录表明,实到人数为94人,其中鱼龙混杂。欢迎队伍集会地点为校处育婴堂巷的实验小学,而师生中的文协理事(筹备委员)和文协会员则按我地下党的指示,参加了各自校方的队伍,因而,从实小出发的文艺协会会员仅为数十人。一路上,一些群众自发加入进来,至大码头后,大批学生站到文艺协会旗下,参加了文艺午会和示威游行,形成了数百人或千人左右的规模。声援斗争主要集中在延安、华中解放区和重庆、上海国统区。

三一八斗争的骨干和南通惨案烈士为文化青年,三一八斗争的主干成员是在校学生,但三一八斗争的性质不是单纯和一般意义的青年运动或学生运动。判断社会运动的性质要看运动成员主体,还应看时代主流、运动主题、社会主要反应和作用。1946年,钱素凡在时论中“预言:世界民主运动已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可谓时代主流。党史记载:三一八斗争是“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这已言明三一八斗争的主题。至于三一八斗争的社会反应和作用,当先重温毛泽东1945年12月15日所著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雄文指示:“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同时,“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正是在这一指示下,南通惨案发生后,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分别发表了专题社论,上海、如皋等地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支援。1946年4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道,南通惨案促使美国“重新考虑援华议案”。(在多重作用下,1946年7月29日开始禁运武器,1947年5月26日解除禁令,12月签订禁令解除后的第一宗对华军售合同。)当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学联会上发表题为《从昆明惨案到南通惨案》的演讲,总结了现实教训,即“光是制止内战这还不够,青年的任务还应该是实现建设和巩固民主的制度,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也正是依其教训的指向和逻辑书写的。因此,三一八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民主革命运动,三一八精神本质上是民主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三一八斗争,这业已是共识,但具体到什么组织、什么人领导了这场斗争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曾有同志提出组织游行示威并非城工委的决定。当年,一地委鉴于济南等地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群众参加反共活动,要求通城地下党组织带领群众,采取一哄而散的办法,以挫败敌人阴谋。城工委副书记、城闸工委通城特派员王敏之奉命进城传达落实这一指示。秘密讨论时,负责通城文化工作的地下党员钱健吾反映通城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化界和平、民主呼声强烈,提议以南通文艺协会名义欢迎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组织游行示威。王敏之决定将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决策时间为1946年3月16日,正值一地委将南通城的地下党工作从南通城闸区中分开,另建属一地委城工部领导的南通城工委,及军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抵通前夕。王敏之和钱健吾具有特定组织身份和组织任务,他俩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特定行为,是为了积极支持文化青年、进步学生和通城人民的和平民主意愿,也是为了积极执行一地委关于带领群众,粉碎敌人阴谋的指示。因而,开展三一八斗争理应作为党的组织决定和组织行为。又如一篇专谈我党领导三一八斗争的文章中,将南通县委也作为领导三一八斗争的党组织,理由是南通县委负责人引导了三一八斗争的骨干。参加三一八斗争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无一例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进步文化人士在三一八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与骨干作用,而从斗争的关键点和全过程来看,领导者和指挥者始终是南通城工委及其地下党员。

既然如此,有人疑问,为什么南通惨案八烈士中没有共产党员?须知烈士基本都是敌人认定的文协头面人物,党组织及其党员还是隐蔽的。地下党员除了按指定参加文协队伍的之外,都参加了反动当局组织的欢迎队伍。即使比较暴露,在大码头组织文艺午会的钱健吾,在桃之华请愿和在女师与新华社记者开茶话会时,都没有出头露面,举旗、领呼口号的人也不是他,加上组织撤离,所以,当年敌人未能杀害于他。过去,还有些人指责烈士家庭成分、生活经历、言谈举止,而历史早已证实,在我党教育指导下,他们从爱国学生、进步青年,成长为文化战士和民主烈士,在敌人引诱和屠刀下,均保持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气节,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后人敬仰!至于对烈士别有用心的污蔑则为国法不容,世人不耻!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大事记》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等史书中关于三一八斗争的记载表明,史家评价三一八斗争,认定它是一件历史大事。《中共南通地方史》专节彰显了三一八斗争的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党史》记录了南通惨案,则标明我党所认定的三一八斗争历史地位。这是南通党组织和南通人民的历史贡献与光荣。南通地方党组织对三一八斗争最早的评价,是城工委1946年5月4日撰写的《三一八南通知青争取民主斗争总结》。该份《总结》全面而具有洞见,同时,某些分析和判断有失客观。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中,地方党组织内对三一八斗争的评价不一,而反映群众评价的,通城社会独有的三一八情结却始终如一。“文革”中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烈士遭到颠倒黑白、 全盘否定。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平反昭雪和改革开放以来开展40、50、60、70周年纪念活动,现今,至少有三个问题仍需要加深认识,正面回答。

第一,三一八斗争将一地委消极防御的指示转为积极防御的行动是否错判了时局形势?首先,应知1946年3月是处在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爆发之间的一段时日,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事端,但和平谈判、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其次,双十协定签订,我党中央真心诚意履行条约,南通地区党政军群对统一、和平建设新中国都怀着乐观的心态。再次,蒋介石剿灭中共的恶毒用心和罪恶行径是逐步暴露的,而我党和人民对其洞察和反击也有一个过程。最后,三一八斗争领导者确实对反动当局血腥镇压缺失预判、预案,致使钱素凡等八名文化和民主人士牺牲,南通城内我党地下组织和文化阵地遭受严重破坏。但我们只能在斗争中提高斗争策略和艺术水平,而要斗争,牺牲和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斗争的两位领导人, 王敏之28岁,钱健吾24岁,他们尽管也存有思想与能力上的历史局限,可对当年和平民主形势与任务的认识是正确无误的,三一八斗争的方向和使命是符合历史进程和时代要求的。

第二,如何看待三一八斗争的得失?只要我们跳出南通,站到全国,放眼世界来看南通三一八斗争,就很容易明白,三一八斗争最大的“得”,是得到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人心,人心需用人心换(这里的人心也含南通惨案烈士的赤子之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能获得人民之心和人民政权,我们失掉什么,甚至失掉生命都是值得的!

第三,如何看待三一八斗争中发生的过激言行?虽然我地下党组织为斗争拟定了合法的口号,但游行示威时,参加者还是喊出了偏离斗争目标和主题的口号。茶话会上要求新华社记者介绍解放区青年生活,会后大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行动也不在原先计划之中。从人员结构分析,三一八斗争是一场以社会青年与学生青年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一旦兴起,就不可能完全按组织领导的计划进行,何况当年的组织领导还处在地下,不便也无法制止斗争中的过激行为。同时,我们还要理解当年南通城青年渴望和平、民主,向往光明、自由的心理与意愿。

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最重要的是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将三一八斗争放回到当年历史背景与条件下分析,并用全局的,而不是局部的;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美学的,而不是道德的观点加以审视。如此,方可理解军调三人执行小组国、共、美代表的态度及通城各种势力的言行,也才能认清三一八斗争及其人物的历史真相。

另有一个令人深思、值得研究的问题,即小地方南通为什么会闹出三一八斗争这样的大动响?此问题不仅关系三一八斗争评价,还涉及南通人的自我认识。简要回答:南通是教育之乡、文化名城;江海大地拥有红色基因;小南通深受大上海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小地方就能成大事。

根据市委党史办牵头编辑出版的《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及近年新集资料提供的史实史见,笔者认为,三一八斗争是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世界和全国掀起的民主浪潮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有机构成,是南通现代革命史上,继红十四军、反清乡斗争和七战七捷后的,又一座值得永远纪念的丰碑。它不仅促进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战线的形成,而且,影响了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政策,进而,间接推动了辽沈战役进程。不仅在当年让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本质,下定决心,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而且,在新时代,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统一战线,开展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培养教育青年一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今年是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74周年。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三一八斗争,赓继和发扬三一八斗争精神,应是我们南通党组织和南通人民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指示的一项具体举措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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